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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洪家油坊

2017-09-21 17:01 点击数: 来源: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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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寿县中部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它叫洪家油坊,我在这里出生,并成长到十七岁。洪家油坊虽然是一个小到地图上看不见,传记里找不到的小村庄,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对于每个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和内涵!它会勾起你绵绵的联想情怀,会搅得你心灵颤动,感情激荡!对于我来说,故乡,是照亮生命的那盏灯,是拨动记忆的那根弦。

有人说,故乡是儿时的旧梦。说这话的人一定有着和我一样深厚的故乡情结!岁月悠悠,故乡依旧。离开故乡虽然三十多年了,但村庄的一切,一直萦绕在我的梦境里,三十多年来,只要梦到家,绝对是洪家油坊!它在我梦里永远是那么宁静祥和,又充满着希望和温暖。那些童趣盎然的美好时光,我都记得。那些儿时唱过的歌谣,抓过的泥鳅,放飞的纸飞机,仲夜奶奶轻摇的蒲扇,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重复播映着。有关童年的点滴,一直在我记忆的谷仓里储存着,故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片古老的柿树园了。那片生长在离我家大约有500米的柿树园,曾是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柿树园占地约有二三十亩,有几十棵生长了近百年的老柿树!每年柿子结了,还没熟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爬到树上去摘下许多青柿子,然后埋在稀泥里沤上几天,拿出来吃是又脆又甜!可惜这片古老的柿树园在1979年农村土地承包时被挖掉复耕了!

虽然我离开故乡后一直在本县工作,但由于是举家迁移,所以离开后几乎没有回来过,尤其是近二十年,俗务缠身,无数次路过家乡,始终没有进村看一看!今年秋天,我应家乡一位战友的邀请,回乡参加他儿子的订婚宴,午饭后陪一位同事聊天时聊到了洪家油坊,突发强烈的回老家看看的愿望。于是在这位同事的陪同下,我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洪家油坊。车子停在村村通的公路上,我远远看见村庄里已不见了一栋栋土墙草顶的农舍,老村子里房屋已经扒得没有几间了,大都沿着村村通的公路两边建起了二层楼房和平房。老村子一部分改成了农田,一部分还在荒废着。无须辨认,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家老宅地。我家老宅子当时在村里算好的,有一米高砖墙跟,搬家时卖给了一个亲戚。可能当时砖墙跟砌得比较结实,所以我家的老房子还没有完全扒掉。我站在房子的残垣断壁前,看着门前那棵我亲手栽下的老柳树,阅尽沧桑,它还活着,虽老态龙钟,但仍枝叶葱茏。此时此景,一幕幕童年的往事在我脑海里飞快掠过!

我家祖祖辈辈耕田种地,解放后父亲当上了乡干部,家也就随父亲搬到集镇上。但过惯了农村生活,习惯了养鸡喂鸭,看惯了袅袅炊烟的母亲,在集镇上怎么也过不自在。1958年冬天,父亲带民工外出大炼钢铁,一走就是两年多没回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每天到瓦西干渠工地抬石头,才能从食堂换回六碗稀钣,回家后全部分给我70岁的奶奶和哥哥姐姐吃,母亲自己总是骗奶奶说是在食堂里吃过了,然后外出挖野菜充饥,常常一天见不了一粒米!这样到了1960年,母亲得了严重胃病,加之长期营养不良,几次差点丢了命!1963年春,农村分田到户了,被饿怕了的母亲怎么说也不愿呆在集镇上了,她瞒着父亲,带着奶奶和我9岁的哥哥及6岁的姐姐搬回了母亲的老家——洪家油坊。不久,我便在这里出生了。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土地又收归集体所有,洪家油坊变成了油坊生产队。不过,我们生产队当时在全公社算是最好的生产集体之一,生产队就在瓦西干渠边上,旱涝保收,加上队里集体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到1970年前后,队里已经办起了染房、养猪场、米面加工厂、轧花厂,还有个小油坊。因此,工分值最高时达到过一块五毛钱十分工,也就说每个整劳力,每天可拿到一块五毛钱。这在当时是个23级国家干部的收入。所以那时在全公社都流传着油坊生产队的劳动力相当于23级干部的说法。周边村里的小姑娘纷纷都要嫁到油坊队里来。

在我记事的时候哥哥已经出去上中专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姐姐陪伴着年迈的奶奶及多病的母亲。由于我们队里工分值钱,我家劳动力弱工分挣得少,每年都要向生产队缴纳一百多块钱的透支款才能分到应得的粮食。所以,为了多挣工分,母亲长年带病参加生产队劳动,年仅十一岁的姐姐也到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母亲想让姐姐上学,可奶奶过于看重工分,且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她对母亲说:丫头家要识那么多字干啥,都能数到一百了,还念什么书呀,俺家连人带猪不过七八口子,识个数,知道个大小就行了。奶奶在家里一言九鼎,姐姐自然没上成学。姐姐天资聪明,虽然一天学没上过,但有文艺天赋。有一次,大队搞歌咏比赛,兄弟队高喊:“油坊队来一个!油坊队来一个!”油坊队半天没人接招,这时年仅十岁的姐姐站了出来,一曲《提篮小卖拾煤渣》让全场人震惊!此后,凭着在生产队的红夜校认识的几个字,十一岁的姐姐便到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演戏了。姐姐十四岁那年便评到了七分工,为了多挣工分,姐姐每晚都到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参加排练或演出。

1972年春天,淮南市的五名城市下放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知青的到来为偏僻落后的乡村带来了现代文明。古老的村子从此活跃了起来,祖祖辈辈围着锅灶转,没出村子边的乡下人,一下子与城里人零距离地接触,听到许多新鲜事。许多人第一次看见了的确良衣服大白兔奶糖。村里的青年脱下了祖祖辈辈穿惯了的粗布衣衫,换上了知青们从城里代购回来的腈纶运动衫,学会了吹口哨,爱上了打太极。晚上,知青组总是最热闹的地方,一大群男女老少围在那里听知青们讲城里的故事,跟他们学唱歌。姐姐是最大的受益者,凭着她的天资,在几个知青的帮助下,不光学会了作曲,而且还学会了作词。姐姐十六岁那年自编自唱了一首《红太阳照亮了安丰塘》的民歌,从公社唱到区里县里,并参加了南京军区民兵汇演,一时小有名气。县里和专区的剧团都来要我姐姐,一听说姐姐一天学校门没进过都表示无奈了!即使这样,姐姐十七岁那年还是被破格招工走了。姐姐走后,十一岁的我便成了家里的劳动力!那时在生产队要凭工分吃饭,所以我和姐姐一样,十一岁便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比姐姐幸运的是,我是半农半读,就是早晨上学前到队里干一个多小时的农活,能挣一工分,下午放学后便急忙回家,再做半个下午的农活,还能挣一工分。

我从小体质比较差,经常生病,七岁时得了严重的贫血,农村当时都称是黄恙。八岁时我体重还不到二十公斤,村里的小伙伴们常常嬉笑我:大头脖子细,越看越生气,要说扔掉吧,政府不愿意。大人都说我没救了,但大队的赤脚医生老陈告诉母亲,说他一定能把我的贫血治好。陈医生经常给我送一些补血药,并介绍说用黄泥包乌龟烧熟了吃能治贫血。一时间热心的乡邻们都忙着捉乌龟送给我。我隐约记得吃了有好几十只乌龟。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极深,一个乳名叫洋子的少年伙伴,他爸爸捉了一只乌龟,本来准备烧熟了才送给我吃,但没想到被他家洋子偷吃了,结果洋子的嘴都被他爸打出血了!人们都说偏方治大病,还真有道理,几十只乌龟加上陈村医的补血药,不到一年,我的贫血病还真的治好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我十一岁那年,奶奶去世了,父亲和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我陪伴着多病的母亲。别看我只有十来岁,而且体质比较差,在家里也是劳动力了!十二岁时,除了泡稻种下秧我不会,其他农活基本都学会了,家务活我也尽量不让母亲做!同时,没事的时候尽量陪着母亲。那时农村人很难看上一场电影,有时大队放电影,心里想去得不得了,但我家是单门独户,周围一两百米没有人家,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孤单,因此,我从不在母亲面前提想去看电影!我家的前后地方很大,约有一亩地,我就把家前屋后栽了很多树,还开了一块大约一百多平米的荒地种菜。当时农村条件确实艰苦,但集体劳动也有不少乐趣,晚上几个下放知青一起教队里的年轻人学唱当时比较时髦的歌曲,记得有《渔家姑娘在海边》《春苗出土迎朝阳》等。到了冬闲时,全队的男女老少都一起参加演戏,演出的大都是当时的样板戏,也有庐剧四句推子等地方戏。基本上是全员参与,人人有角,所以日子虽然清贫,但过得还算充实。

1978年冬天,我们大队作为全县农村改革试点,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我家分了五亩地,父亲和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比我小七岁的妹妹和多病的母亲。为了经营好这五亩地,刚上初三的我只得辍学回家!由于分田到户影响了我的学业,当时我十分想不通,十五岁的我斗胆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我的看法。认为分田到户是倒退,尤其是像我们生产队,集体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分田到户让多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分光抢光吃光,一夜回到解放前!事实上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生产队分田到户后没过十天,养猪场20多头猪就被杀光,轧花厂的轧花机被拆毁,群众把轧花机上的钢板扛回家当捶衣板,生产队十六进十六出的抽水机管子也被人抢回家当着阴沟的过路涵!看到这些我当时确实很痛心,所以,给县委书记的信上注了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写信的时候我也没指望县委书记能看到,但巧的是,县委书记不光看到了,还作了批示,要求全县在搞包产到户时不要一刀切,要区别对待,尤其要注意保护集体经济成果。为此,这位县委书记在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还受到了工作组的严厉批评,说其思想不解放。

为这封信,公社书记带着大队书记到家找我谈话。父亲知道后把我臭骂一顿,说我奶水没干,胆大包天!

土地承包后,母亲看着我家承包的五亩地喜忧交加!喜的是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忧的是她自己体弱多病,在家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我安慰母亲说,别怕,有我呢!在分田到户后的一年多里,着实煅练了我。春播秋收,夏管冬养,犁田耙地,挑水劈柴,把我从一个半农半读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地道的农民。记得初学犁田时拐不好弯,退不好档,田拐角总是丢出一大块犁不掉。生产队长老许看我这笨拙的样子,一边嬉笑我,嘴上没毛做事毛糙,一边耐心地手把手教我。其实,不仅犁田,许多农活我都是在像老队长这样的热心而耐心的乡亲们帮助下学会的!

分田到户后农村的集体经济解体了,依附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事业也很快随之解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产队的红夜校停办了!那些因各种原因上不了学的孩子们,渴望脱盲的大人们,很是失落。经常听他们唠叨:要是夜校还在多好呀!当时也说不清是什么意识的驱使,只读过五年半书的我竟突发奇想,打算在自家废弃的老房子里办个夜校。但毕竟自己文化有限,而且只有十六岁,对夜校能否办起来心里没有底。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我初中时的班主任洪老师。洪老师十分支持我的想法,但他建议我把夜校改为扫盲班。洪老师还送我一本县教育局编写的扫盲课本,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能把这个课本上的字都教给大家,他们也就脱盲了。”

当夜校进入筹备阶段时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首先是没有任何教辅资料,其次是没有课桌。我花了半个月的工夫,自己脱土坯砌起了土墩子当课桌。我还厚着脸皮找曾经教过扫盲班的老师借来了教辅资料。由于我语言基础差,当扫盲老师是离不开字典词典之类的工具书。我在新华书店里看到了一本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一看定价5.4元,我只能望书兴叹了!为了能买到这本现代汉语词典,我在姐姐回来过端午节时偷了她三块七毛钱,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地采摘一种叫半边莲的中药草,晒干后到药店里卖了两块钱,终于买回了那本心爱的词典!母亲知道我花五块多钱买一本书,拿起扫帚把要打我,她心疼地说:五块四毛钱能买好几斤肉呢!但母亲的扫帚把最终没打到我身上,气得自己哭了一场!

一切准备就绪了,我请洪老师写了一个“油坊队扫盲夜校”的红纸招牌贴在门旁,又写了两条标语贴在教室内。一条是高尔基的话:书籍是人类进步之阶梯。还有一条是列宁的话: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开学那天晚上还真来了二十几个人,当然也有看热闹的。大队的民兵营长也来了,还给我们讲了几句话。说什么我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夜校认字,这叫种地读书两不误!也有说风凉话的,他们笑我自己斗大字不识一箩框,还教别人认字呢!无论别人怎么说,我的扫盲班还是办起来了。从此,寂静的小村庄再次活跃起来,夜晚又有了嬉笑声读书声!有一件事让我特有成就感,我们村有个被拐来的湖北姑娘,还不到20岁,被卖给一个40多岁的单身汉。这位姑娘也参加了我的扫盲班,而且学习特别刻苦,两个月下来,她凭着在扫盲班上认识的字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时间不长她就被湖北公安机关解救回去了。

扫盲班办了大约有半年,还是办不下去了!一是无力支撑班上的开销,虽然每月只要几毛钱,我也掏不起了!二是自己毕竟水平有限,教学方法简单,所以来的人越来越少,自己也没劲头了!后来自己总结当年的这一举动,虽有教人认字的动机,但更主要的还是自己想过把老师瘾!事实上自己还是有收获的,一是逼着我学到了一些新知识,二是煅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后来我创办文学社多少受到当年创办扫盲班的启发!

1980年,中央出台了原下放户的户口可以农转非的政策,我家沾了这个政策的光农转非了。农转非后承包地自然要上交,我于这一年的6月,离开了生我养我十七年的故土,到县供电局待业去了!

落叶总要归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归乡的愿望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一天比一天增强。这,绝没有半点矫情!刻在一个人心里的东西或许会被淡忘,却唯有故乡不会被遗忘!在某一天,只要稍微触动某一根神经,就会唤醒关于她的所有记忆。那里,没有人群的喧嚣,没有五颜六色灯光的迷离。夜里,沿着蜿蜒的小路,走在如水的月光下,走进宁静之土,走进圣洁之初。冻结那苦涩的叹息,融化那苍白的忧伤。这里,是我的故乡,是我梦的归宿,是我的天堂!无数个夜晚,梦见自己抛弃了耗尽大半辈子心血才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爬了大半辈子才攀到的一个不起眼小的位子,不顾一切,向那片只生养了自己十七年的故土奔去……

(原载《淮南文艺》2017年第3期总238期)

作者:李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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