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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二题

2017-09-21 17:02 点击数: 来源: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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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下何方

1967年暑期,我大学毕业时刚好27岁,为赶在毕业分配时有个好的去处,我与未婚妻杨静莲于1967年春节在老家——庐江县一个小山村匆匆办了结婚手续——花两角钱在人民公社领了张结婚证,又花几角钱买了一点小糖散给邻居家的孩子。没做新衣新被,没有请客,也没有贴门联和大红“喜”字。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所有学校都已停课闹革命,学生神来仙去,好不自在。在老家过完正月,农家就要忙春耕了。我们自感再在老家待下去也无趣,便决定分头行动,我回到合肥师范学院,静莲自幼丧母,她没有娘家,只得奔姨娘家暂住。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好不容易盼到快放暑假,以为即将分配工作拿工资了,但传来的消息是:毕业分配无限期推迟。

煎熬吧,熬就是了!

然而,“喜”从天降,静莲怀孕了。这真让我错愕不已。分配可以推迟,工资可以不拿,我每月有13元的助学金,静莲每月有11元,我们可以这样熬那样混,但胎儿在母腹中一天天长大!孩子出生后要吃喝,要穿衣,而更重要的是,住哪儿呀?还是随着我们,一会住学校的男生宿舍,一会又住女生宿舍吗?这窝在哪儿呢?

此种窘况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见到的初次下蛋的小母鸡。第一次下蛋的小母鸡大抵都没有现成的鸡窝,夹着蛋谷谷地叫着到处窜,找着一个现成的窝刚进去蹲下,又见到另一只老母鸡叫着跑过来,可怜的小母鸡只好又躲让开了。这时,我妻的可怜相恰如这只小母鸡,“蛋”下何方呢?

回我老家生产吧,刚有这个想法,就被恐怖的念头打消了:荒村野岭,人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产科医生,连传统的所谓接生婆是否能找到,也是个大大的问号。

大约在静莲临产前3个多月,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想起这事就急得直冒冷汗时,一位已经成家立业的同学来看我们。她说:“你们师范学院西门外不远处,就是常青乡的某村庄,我们厂的宿舍楼就建在这个村子边上,那里农民有许多空房子,不如租一间吧。”在她的周密安排下,我们以每月5元的房租租了一间单门独户的草房子。

她帮我们找来一张单人小床,我找来一块长木板,用两只小方凳支起木板绑在单人床边,使之成为一张双人大床。我们将两人的学生被褥铺在这张大床上,躺上去真是神仙般舒服。我妻手巧,她又将我们两顶学生单人蚊帐,拆解后缝制成一床大蚊帐,这样坐月子就可以挡风了。这样住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有个亲戚,在合肥保健牛奶场工作,是单身。他置备有小煤球炉,铁锅刀铲等灶具。他知道我在安家,便用他送牛奶的自行车将其一并送到我这个“家”。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

居家过日子,吃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对于我来说都是小事。读过拙文《一位老特困生话当年》的读者都知晓,我上初中是拾破烂的高手。面对破烂王,解决其他一些小事当然不在话下了。

1967年秋冬季,文化大革命经过1966年的狂热和1967年上半年的混乱,此时正处在相对平静期,学生留在校园里逍遥的是少数,老师在校园里更是很难见到,整个学院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室的门多数是开着的,学生宿舍无人住的有的门也是洞开的。学院环境卫生无人打扫,损坏的桌椅路边不时可见。这时,能发现其价值的,全学院可能只有我了。我选定厚实的桌腿和较宽阔的平整木板,分期分批将其捎回家。那时,学院门卫已是徒有其名。再说,我同社会下层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事求他们帮忙,很容易搞定。真不行,我找到了学院围墙的破损处,顺出去是很容易的。

这样不到10天时间,我就动手做好了五六只高矮大小不等的娃娃凳。这样,高朋来了,就能满坐了。我又花了一两元钱从路边请了个野木匠,箍了个大木盆,并做了个小碗橱。大木盆有两用,一是洗澡洗衣被,二是来客将其翻过来倒置,用盆底当餐桌放饭碗菜碗。

说是白手起家一应俱全,不是吹牛吧!

我这个家还时常接待留在学院的本班同学,往往下午总有两三位来造访,他们或背点山芋,或拎点豆腐。落坐后,或海侃,或玩牌。静莲则蒸山芋熬稀饭,并备一两样小菜。晚饭大家则坐着娃娃凳围在倒置的木盆四周,吃着山芋,又一碗又一碗地喝稀饭。山芋之外,我们每人一般要吃两三碗稀饭。有时为了将一大锅稀饭吃光,有的竟要吃到四碗,把肚子撑得圆鼓鼓的,偶尔打一个饱嗝,那才叫舒服呢!现在回味起来,觉得那时的山芋比现在的蛋糕好吃,豆腐比现在的猪肉香,这是真的!大家边吃边侃,不时妙语连珠,笑声不断,那日子真叫温柔甜蜜,绝对没有清苦穷困的感觉!

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房东催房租时。“老郑,到学院找间空房子,索性搬到学院住吧。”一位同学见我筹房租发愁,很关切地对我说。学院西大门门卫老王,是位50多岁的退伍军人,家住远郊区,人极为和善。门卫室有两小间房子,平时他一人住里面,外间是他工作的所谓传达室。当他得知我们的境况和意图后,主动把里面一间让给我们住,他搬到外间住。这样的一家房屋两家住,我们也是其乐融融的。我们做什么好吃的,给他盛去一点,他从老家带咸菜来,也给我们送上一小碗。

这时,我们的家庭建设又迈上了新台阶:一天,我在教学楼一间会议室的一角,发现一张无人问津的康乐球桌子,我找一位同学帮我抬回家。支起活动的桌腿,架上台面板,又用硬纸板将台面四角的漏球网洞给掩盖起来,就制成了一张标准的四方大餐桌。第二天,我又顺回家几只高一点的凳子。这样来了客人,就可以像正常人家一样,体面地坐在大餐桌旁用膳了。最让我感到轻松和解放感的是,从此不用再缴房租和水电费了。

写到这里,我要说说让我抱憾一辈子的事,那就是与老王失去了联系。1968年暑假,毕业分配的文件终于下达了,等待一年的沉闷空气被搅动起来。拿到报到证,大家慌不择路地作鸟兽散。几个月后,我再回到母校,合肥师范学院已不复存在,偌大院子,显得冷冷清清,竟找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此后,老王就音讯全无。我只能时常在胸中默默地念叨他,并祝颂他治好气管炎,健康快乐。

我妻离产期越来越近,难题也随之而来,一个门进出住了两家人的房子,是不宜供坐月子用的。于是,我找遍学院的拐拐角角,寻找适合我们住的空房子。一天,我终于找到一大间位置绝佳的房子,学院大礼堂舞台边的化妆室。所谓大礼堂,其实当时的主要功能只是大食堂,面向部分留在学院的学生,一天卖三顿饭。饭后,整个礼堂便空荡荡冷清清。这间房子有20多平方米,窗户很大,同学帮我们用布帘子将其隔成两间。里间做卧室,外间是客厅兼厨房,桌凳及灶具之外,还放有一架大钢琴,有雅兴的同学来玩,还可弹上一曲。这间房子的门是朝礼堂的舞台开的,走出礼堂大门,门口是一长排洗碗池。顺着洗碗池走50米,便是学院的茶炉房,全天开水无限量供应,而且全免费,我们真的有住进天堂的感觉。

1968年211日晚上11时许,我妻肚子开始疼痛,那是孩子要出生的征兆。我借了一辆平板车一路小跑将她拉到三四公里外的安医附院妇产科。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检查后说:“拉回家吧,两天之内都不会生。”我不愿回去,她坚持不收,我们僵持了很长时间。对妻子和孩子的担心,让我突然变得异常强硬:“我们住得远,如果回家出事了谁负责?”她说:“宫颈口还没开,怎么可能生产呢!如果有事,我负责。”我年轻气盛,当场拿出笔和纸,逼她写保证书并签字画押。她气盛亦然,接过纸笔,就写了一份担责声明给我。无奈,我只得拉着静莲往回走。板车刚进学院的北大门,她就对我说:“快回医院,不行了,孩子快生出来了。”于是,我又掉转车头,拉着她往医院跑。再到妇产科,已是次日凌晨。这回医生见羊水已破,没再推辞,就安排上产床了。这时天刚亮,我可爱的女儿就来到了人间。医生护士将她们母女推出产房,我与昨夜拒收的医生打照面了。我看出了她的尴尬,她对我讪讪地笑着说:“爸爸这么年轻,小家伙这么漂亮,像爸爸。”初为人父的喜悦,早已冲走了昨日的不快。我连忙对她笑着说:“母女平安,谢谢你们了。”但愿她能吸取教训,教科书中的套路,与现实生活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合拍啊!

住进这样的地方,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形是,我们不仅每天三次要面对吃饭洗碗的学生,还要全天候面对到茶炉房打开水的学生教工及他们的家属。后来细想起来,我们可能在第一时间成为全院的新闻人物了,只是我们不自知罢了。你想,尚未毕业的学生,居然结婚了,而且擅自在学院生产。这件事就是在那样的混乱时期也是奇闻,能引起轰动效应。人们同情也好,责怪也罢,我这个“硬汉”只能居此屹然不动。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人们的同情与慈悯之心要远远多于好奇与惊诧。在本班同学的努力下,1968年春节后,在我女儿出生前后,学生处先后几次发给我们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费,最多一次竟发给我20元。

春节前夕,为过这个春节,是买半斤猪肉还是一斤猪肉,我们夫妻俩还大吵了一场。领到这没想到的额外补助费,特别是女儿出生后,我们的生活变化犹如天上人间。她喜降陋室,来贺喜的同学很多,大家都没有空手来,家中的鸡蛋面条水果多得吃不完。此外,我老娘早就对我哥说:“老小上学结婚家里都没把钱给他,他成家又没有从老家带走一双筷子,现在他们的小伢子要出世了,你是不是要给他送点东西过去?”

小家伙出世没几天,我哥就从老家挑着几只老母鸡一袋洋米面和一篮子鸡蛋送来了。静莲到现在还时常说:“我坐的三次月子,算第一个月子物资最丰盛。”是啊,不愁吃喝,手中尚有几文小钱,那日子是何等美满幸福啊!

女儿转眼就满月了,我和她娘商议着给她取名字。我提议大名取我们二人的姓,叫郑杨。她娘说,那小名就叫乐乐吧,你看她睁开眼就笑。我赞成。是啊,面对艰难困苦而不断开拓的新生活,这也是甚至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啊!

蠢笨与睿智并存

现在常听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老了,不行了,这边说过的话,那边就忘了,有时甚至还做出一些蠢事!说者多显出一副生命已衰败的无可奈何的样子。

老了,在人生道上行走,就一定不行了吗?未必。诚然,人到老年,包括大脑在内的机体在退化,这是生命运行到终点的一般轨迹,但绝不是人类所有生命都应遵从的铁律!百岁老人,头脑清晰,耳聪目明者大有人在。我们一般人难以奢求做个健康的百岁老人,但也不应该庸人自扰,偶然忘记一件事或做错一件事,就将其与老挂勾,认为自己不行了。这实在是荒谬!试问,谁敢说自己年青时没忘过事?没做过错事?笔者在少年时代就有忘事的毛病,年青时所做的错事,甚至蠢笨到近乎荒唐的程度。兹举几例,以博诸位一笑。

第一件事,买菜丢掉菜篮子。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我上小学五年级,一天校长给我1元钱,说明天学校要来客,要我起早进县城买点菜。学校在城郊,离城里菜场有4里路。为赶回学校上课,我清晨就挎着小竹篮往菜场跑。我买了点肉鱼豆腐,买的最后一样是大葱。付了钱,我拔腿就往回跑。快进学校大门时,突然想到我进城是给校长买菜的,怎么空手跑回来了?我立即想到菜篮子还丢在卖葱的老大爷的地摊边。待我跑回取篮子时,老人笑着说:你可跑得真快,我连声喊,可你拐过弯道就见不到人了。

第二件事,骑错自行车,惊动公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淮南市谢家集区一所中学的大院里。一天上午,我要到该区公安局办事,便向邻居陶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待回家下午向陶老师还自行车时,他看着车子吃惊地说:这不是我的车,这辆车比我的车新多了。我慌忙骑着这辆车又赶回公安局,见陶老师那辆永久牌破车还歪放在墙角。于是,我推着骑错的车子到办公室说明原因。在场的人全认识我,见状都笑了起来:这车是某主任的,以为小偷竟胆大偷到公安局来了。我们在所有出城的路口都布了岗哨,准备捉贼呢,这不,贼送上门来了。

第三件事,穿着夫人裤子去上课。事情发生的时间在春末夏初。这天上午,我从衣柜找出一条干净裤子穿着去上课。下课后去上厕所时感到有点不对劲,前面裤门开口的地方显得很低,裤腰提不上去,我以为是裤子缩水变小了。中午回家,夫人见状吃惊地说:你怎么穿着我的裤子去上课?我说:怎么是你的裤子呢?女人的裤子不都从侧面开口吗?这条明明是……”“你那是老皇历啦,现在都是从前面开口。夫人大声斥责着,我只得讪讪地脱下裤子。

第四件事,认错老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度住在城市郊区,每天早晨赶车上班是件头痛的事,公交车班次少而乘车的人很多。这天,我们夫妻俩快步赶到公交车站,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车子开跑了。无奈,只得耐着性子等下一班。于是,我从夫人背包里拿出一本书,靠在路边树上看起来。我正凝神默诵着文章,突然等车的人群骚动起来。我回头一看,见一辆车正减速向车站驶来。抢挤上车,简直是一场战斗,我慌忙收起书,奔向夫人,拉开她斜背在背后背包的拉链,想把书放进去……“你想干什么?听到大声斥责,我抬头一看,坏事了,我认错老婆了!我不断地鞠躬认错。好在夫人就在我眼前,好在那位女士已随人流挤上车了,但我们又误了一班车。

我夫人与那人都是中等身材,很瘦,并且穿着一样颜色的衣服,留着一样的头发,重要的是背着一样的包。这能怪我么?

我这人是不是健忘?我干的这几件事是不是愚蠢透顶?但是否能据此得出结论:我这人大脑天生有毛病,一辈子不大可能干出点什么有用的事情来。事实并非如此,我小的时候,还真做过几件很聪明甚至是很有胆识的事情。

第五件事,提防路人捡拾钥匙。我是1940年底出生的,吃娘奶一直吃到6岁。一天,我跟妈妈一起上菜园。快走到菜园时,我奶瘾上来了,要妈妈坐在田埂上,我跪在她面前撩起她的褂襟就吃奶。吃好奶了,妈妈上菜园锄菜去了,我仍在田埂一块大石头上玩我家的一串钥匙。玩了一会,村子里一位比我大些的小朋友喊我回村子里玩。我将钥匙放到田埂边石头上,喊声妈妈,要她回家别忘了拿石头上放着的钥匙,然后就回头往村子里走。当走到村口水塘边时,迎面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子。当我与这人擦身而过时,立刻想到:妈妈弯着腰在锄菜看不见,他经过石头要是捡走我家的钥匙怎么办?于是,我转身回过头飞快超过那人来到石头边,捡起钥匙送到妈妈手中。解放后我上小学了,我妈还时常向人提起四五年前的这件事,可见她老人家对我儿时的这一举动很是自豪。

第六件事,智斗垮兵。解放战争进行到淮海战役后,中原的国民党军队已全线溃败。随着解放军向淮河流域南压,国军则向长江边败退。我老家在长江北的庐江县,待那些国军逃到我们家乡时,已溃不成军。他们背着破枪,三三两两结伴危害乡里,百姓称其为垮兵。要饭?小偷?强盗?他们兼而有之,兼而为之。他们走村串巷,见到值钱的东西,或暗拿,或明抢。粮食、瓜菜、鸡、鸭……能拿到捉到的都要。老百姓对他们只一个字:恨!百姓聚在一起,人多时胆大者,也敢从他们手中抢回自家的东西。但大多数人还是藏好自家的财物,防着他们,躲着他们。一天,有3垮兵冲到我家。他们实在翻不到像样的东西,在经过灶房时,一个家伙看到灶台上一把菜刀,便顺手拿了就走。家里只有我和娘俩,我娘崴着小脚跟在他们后边喊要,他们不搭理,跑得更快了。我紧跟在他们身后,心想:硬抢,我不是他们对手。等跟到村子北头,在一个叫羊屁眼的水塘边,我趁其不备,突然从垮兵手中夺过我家的菜刀,将其扔进水塘里,并飞快跑进庄稼地里。听说垮兵对着水中的浪花愣了一会,便叹着气离开了。

“垮兵走后,我和两个小伙伴光着屁股从水塘里摸到了菜刀。接过菜刀,一向不苟言笑的母亲笑了。

说我从小就很愚蠢,应该是恰如其分,说我从小就有几分聪明,也并非虚夸。一个人的天资天赋常表现出多面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属性。因为人性就是多面的复杂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极容易陷入自扰的困境。

上文所述,是我儿时和年青时的事,年纪大了,尤其是到了老年,是否仍然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少儿时好忘事的毛病似乎更甚了,现在下公共汽车回家,有时会朝着与家相反的方向走。走几分钟后猛一抬头,发现走错了,又赶忙往回走。到老友家闲叙,进门换过拖鞋,临走时将老友的皮鞋穿回家的笑话闹过也不止一次。这是不是老年痴呆的先兆?是不是衰老了,要打道回府的前奏?不是,绝对不是!

如同少小时好忘事干蠢事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一样,我人生的积极面似乎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积极。例如,我爱好钻研问题并积累资料,喜好写些用处不大的文稿,至今仍然浓烈。我在高校干的是所谓双肩挑的工作,即使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也从没有放弃教学工作,对于教学我倾注的精力更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安徽省教育厅委托我主编一套3卷本的外国文学教材,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因此获得1989年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世纪交替之际,我又主编出版一套《跨世纪校园文化丛书》。我爱好钻故纸堆,热衷于抄抄写写的习性至今依然如旧。

我最小的孙子在我72岁时出世,如今已4岁多了。从孩子的喂养中我体悟到:如何生存,对人生来说,是值得探讨一辈子的大学问。于是,我在业余时间,着力研究生存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应学会如何生存的本领。我发现,历代教育工作者所遵循的祖训传道授业解惑是有局限性的,中国有的学生一味追求考高分进名校,这是不能解决他们生存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为指出这点,前两年我先后给有关幼儿园教师和高校学生举办多场漫话学生存的讲座。之后,又整理成《儿童健康教育三题》《也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和《中国教育的误区和盲区》等文章。与此同时,或是与昔日的同学,或是与过去的学生闲话触发了某根神经,又往往迫不及待地写下一些回忆性散文。如《一位老特困生话当年》《母亲生于光绪朝》和《淮南师院复校创业的峥嵘岁月》等,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在正式出版物上刊发。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我虽然老了,有时难免忘事做糊涂事,但头脑尚清晰,还远远谈不上痴呆,或更确切地说,我老了,但好学,练笔写文章的劲头亦如青壮年时期。尽管有时也做笨事蠢事,真道是:蠢笨与睿智并存!

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能庸人自扰啊!人老了,不仅要警惕身体病衰的消极面并加以积极的应对,更要善于发现总结生命力仍然旺盛的积极面并加以发扬光大。即使是有老年病缠身,在精神上也应有足够的勇气去抗争。笔者患高血压病吃降压药已整整18年了,患糖尿病服降糖药也已整整10载,但我血压血糖一直都控制得很好,内脏主要器官仍都健康。我大约每18个月要住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医生在病历上写明我是高危病人,但我总戏称自己是健康的病人。我小儿子身体不宜开车,他在经营一家小印刷厂,为弥补儿子的不足,我65岁时拿到了开小汽车的驾照,这10多年来,大多时候都是我在开车陪着小儿子跑业务。如今仍然是每周5天,上午算是在自家小厂上班,下午先是在家阅读书报,抄录资料,或写写小文章,然后是外出锻炼身体。晚饭后,先看电视新闻,然后与老伴一同逗小孙子嬉戏,10点钟上床酣然入睡。除血压血糖病症,多年来我几乎没有头痛脑热等其他毛病,更没有精神不振的时候,带病而健康快乐地生活着,这是笔者现实生活的写照!

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激昂兴奋地不断迎接新挑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生最为可贵的品格,而这一点是不应该区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

(原载《淮南文艺》2017年第3期总238期)

作者:郑敬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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