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民兵营长

2017-09-21 17:02 点击数: 来源: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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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下班,忽见原下放生产队的民兵营长金田雨从门外走进来。我颇感惊讶:才几年未见,他的变化也太大了。他已明显老了许多,才五十多岁,就已经是满脸皱纹了。一件布排扣的褂子已脏得不成样子,且蓬头垢面,与街上捡拾破烂的没什么两样。我慌忙锁上抽屉要带他回家。他没动,嗫嚅地说:“我,我马上还要赶回去。”“有啥事,这么急?”我极力挽留,“快中午啦,吃了饭再走也不迟。”他瞅了瞅我桌子对面仍带着眼镜埋头看报纸的老秦,欲言又止,露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我不好勉强,于是搬张椅子让他坐下,又倒杯开水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刚招工回城的时候,老营长只要进城就必来我家与我对饮几杯,可后来他在村民选举中落选了,就很少来了。有关他的情况,我还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知道自打土地分到户之后,乡亲们过去只能背着他干的营生,比如做豆腐做豆芽小打油小造纸以及杀猪宰羊等等,现在全部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而落选后的他,思想还停留在文革中。他不但自己不干,还不让自己的子女干,还振振有词地告诫子女,说这种情况是不会长久的,上面决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所以,他只能干瞅着别人大把大把地赚钱,自己则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地守在承包的二亩半土地上,继续卖他的苦力。还知道他看不惯村官们的大吃大喝和为非作歹,就撇下心爱的二亩半地,四处跑着告状,使得个别村官气他怕他又恨他。而他的家人也常常抱怨他不但耽误了自家的农活,还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为此事,老营长的大儿子还跑来找过我,说他父亲因告状得罪了个别村官,个别村官就常给他们一家小鞋穿,害得他们一家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并要我有时间去劝劝他父亲,不要再去招惹他们啦。我了解老营长,知道他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只要遇见看不顺眼的事,他就要站出来争个是非曲直。我听后并没有站在老营长大儿子一边,反而为老营长打抱不平。我明知人微言轻,还是忍不住把所了解的情况整理成文,邮寄到有关部门。没曾想此事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及时派出调查组,查出某村官的问题。

已到下班时间,老秦锁上抽屉站起来,和老营长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后就走了出去。看着老秦的背影在门口消失,老营长这才艰难地说出此行的目的——借钱。

我说走吧,回家吃了饭再说。他慢吞吞地说:“你,你这里有吗?”“走吧走吧,不吃饭咱们不提这事。”我坚持说。老营长却苦着一张满是褶皱的脸,呜噜不清地央求道:“我,我真的还要赶回去。”“那,那——”我边说边翻口袋,“就这三百块钱。”他接过钱,露出舒心的笑容说:“够啦,够啦!我下趟来一定给你带来。”说完就站起来,急急忙忙地向门外走去。我追了出去,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他一边走还一边向我摆着手,“回去吧,回去吧。”望着他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心沉甸甸的。他老了吗?他还是当年那个充满活力且霸气十足的民兵营长吗?

那是我们知青四人刚下放农村的第二天下午,队长派我们去拉双铧犁,犁村后的棉花地。过后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活是专为我们知青留的,就是为了考验我们是否能扛得住农村的苦和累。也不知是受了阴郁天气的影响,还是因为棉花地实在是又板又硬,总之,我们二十多人拉一张犁,就像老牛拉一张破大车,走得暮气沉沉。虽然,在后面扶犁稍的生产队长已气得大喊大叫,可就是叫不快大家的脚步。这时,去大队办公的金营长正好从棉花地经过。他一眼捕捉到大家拉犁子的慢镜头后,即从那辆代表他大队干部身份的飞鸽自行车上猛地跳下来,把飞鸽啪地扎在路边,蹬蹬蹬地冲到大家的跟前,怒气冲天地连说带骂一气后,便愤愤地甩下身上的狗皮领子半截大衣,就近抓过一个女社员肩上的纤绳往自己肩上一放,前腿弓,后腿蹬,把整个上身全扑在了纤绳上。随后,他就喊出了高亢有力的号子:“大家一条心呀!”“哎海哟呵!”“踩着号子向前走呀!”“哎海哟呵——”

大家和着金营长的号子,踩着一致的脚步,弓腰蹬腿向前扑,仿佛脚下的棉花地一下子变得松软了。此时,双铧犁也恰如劈波斩浪的舰艇,勇往直前,犁起千层浪。

金营长是个热心人,平日里他无论多忙,早晚必来我们知青点,把我们召集在毛主席的像前,手握红宝书,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地带领着我们做早请示晚汇报。领着我们做完功课,金营长的脸上总会浮现出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仿佛他这样做,不仅体现出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忠诚,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我们知青的无比关爱。

当我们迎来下放农村的第一个春节,准备请假回家过年时,金营长来了。他极力说服我们留下来,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确定我们留下来之后,他不但要生产队为我们送来了二斤油和一块肉,还从自己家里为我们端来了自家炸的散子和做的豆腐。当然,他也不忘从政治思想上关心我们。他要求我们在大年初一的中午必须吃一顿忆苦思甜饭,说到时他也来。他还提前为我们收集了红芋叶子罗卜英子麦麸子豆腐渣等。

我们知青的老大哥胡常林太有才了,他不但在忆苦饭里放进了葱姜辣子盐大料,还把头天吃剩的红烧肉也放进去了。所以,锅盖掀开,满屋飘香,端起饭碗,更是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的小聪明哪能瞒过乡亲们的眼睛,他们争先恐后地抓碗抢勺子,唯恐苦不到自己的口中。金营长眯着他那双不大的眼睛,这个看看,那个瞧瞧。终于,他忍不住了,把嘴凑到他侄子的碗里。立刻,他的脸上露出了长者宽厚的笑容。指着我们,平易可亲地说:“咦唏!咦唏!你们呀,真会捣鼓,竟把忆苦饭捣鼓得这么有味。”马上就有人接着说:“他们知青做什么都好吃。给他们猪食,他们也能弄出好味道来。”又有人接着说:“咋能和他们比,他们哪次回城不带回好多的作料!”很快,一大锅味道好极了的忆苦饭便在大家的说说笑笑中被吃得一干二净。

春节过后,金营长还为我们找来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郭长根,让他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为我们知青补上了一堂忆苦思甜课。

生产队虽有生产队长,但生产队里的事,大多还是金营长说了算。那时生产队居然还能想着为社员们谋福利,现在想想,这谋福利的事说不定就是金营长的主意。也不是大的福利,就是夏天种些香瓜和西瓜,等熟了后摘下来分给大家。

那是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四人刚放下碗筷,就有平时爱光顾我们知青点的小要宫民全胜和敬安跑来找我们,说去村西头洗澡。其实,我们都明白,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洗澡是假,心想着沟对面的西瓜地和香瓜地。下到水里,我自然游刃有余,因为我曾是学校游泳队的,接受过专业训练。我这人胆小怕事,不敢游过去上岸摘瓜,只能凭着好水性在水里当二传手。这个宫民,和我年龄差不多,是个大胆活泼且常喜欢惹点事的主。每次行动,他都能冲锋在前。然后,我们会在夜幕的掩护下,把大大小小有生有熟的胜利果实抱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沐浴着月华与清风,快意地大吃一通,这才兴高采烈心旷神怡地走回村子。当然,也有被看瓜人发现的时候。但,也只是听到几声吆喝几声恐吓,如此而已。

队里还饲养了一二十只羊,说是到了冬至后宰杀了分给社员们,可还没到冬至,就又有人惦记上了。那时的冬天很冷,尤其在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之后,更是冷清清寒彻彻。这一天,金营长的侄子和另外三个人玩牌玩到深更半夜,感到又冷又饿。于是有人提议,从队里偷只羊煮着吃。联想到一大锅热腾腾辣呼呼的羊肉汤,其他人便立刻举双手赞成。他们说干就干,有人去圈里偷羊,有人去场上抱柴禾,还有人去独居村外的老光棍家联系炉灶。可谁知第二天此事就暴露了,而且,还被负责全大队治保工作的金营长查得一清二楚。他立即召开全村人的批斗大会。会上,他们四人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站在全村人的面前,受到了社员们的严厉批判。会后,金营长更是不讲私情大义灭亲,竟让他的侄子挂着羊头走在最前面,围着村子游了三圈。同样是偷,差别咋这么大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偷瓜在乡亲们的眼里只能算作偷青,而偷青在乡亲们的眼里是不算偷的。所以,即使不讲私情的金营长知道我们偷瓜,也决不会怒气冲天兴师动众。

一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老营长并没有来,我也没把他借钱的事放在心上。这天我吃过早饭,正准备鱼具打算去城外钓鱼,忽然听到电话铃响。我拿起电话,就听老同学胡常林在电话那头乐哈哈地说:“我找了一辆小汽车,你可想和我一块到下放的生产队看看。”我立刻答应:“去!你把车子开过来吧。”

贺桥村的变化真大呵!成排的砖瓦房有序地排列在老宅子的前面,而且,每家每户不但围起了小院,还建起了高大的门楼。只是,我在欣喜之余,也不禁多出些许疑虑:这些漂亮的农家小院竟然都建在村前的耕地上,而这些耕地,在过去可堪村里最好的土地。乡亲们把房子建在这旱涝保收的土地上,难道不心疼吗?

我们在新的宅沟旁下了车,路口站着的一个青年人看到了我们,立刻朝我们展露出亲切的笑容。胡常林走到他跟前,用亲切的语气问他住在哪个宅子,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认识你们,你们就是当年的下放知青!”一听他说认识我们,我们的心里便立刻涌出了甜甜的甘泉。我于是急不可待地问起他父亲的名子。他笑咧咧地说:“我父亲叫贺敬标,我叫贺保国。你们不认识我吗?”胡常林惊喜地叫起来:“你就是保国?乖乖,你那时还是小孩子,就这么高。”胡常林一边说还一边比划着。保国听说我们也认出了他,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路口左边竖立的三间砖瓦房引起我的注意,它与前后左右的房子相比,显得很不和谐,既没有建围墙也没有立门楼,仿佛已被它的主人遗忘,只能孤零零地闲置在最惹眼的地方。我指着它,问保国这是谁家的房子,咋撂在这里像个没娘孩子似的。保国立马回答:“这是老营长为他的小儿子树标盖的。树标原打算去年结婚的,可是他母亲去年生了一场大病,只好推迟婚期。老营长为治好老伴的病,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今年一开春,老营长就带着他的小儿子去省城捡拾破烂去了,说是挣点钱好把欠的债还上。”

想到老营长借钱时窘态,我不无感慨地说:“老营长当大队干部那么多年,心气一直都很高。唉!这次他不是万般无奈,咋能去省城捡拾破烂!”保国也叹了口气说:“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老营长去省城捡拾破烂还不到二个月就被人给打啦。”

“咋回事?”我和胡常林不约而同地问道。

“前些天,他在捡拾破烂的一个巷子里,遇到两个贼刚从一户人家偷过东西翻墙跳出来,他就拦着人家不让走,还非要把人家送进派出所。这两个贼见无法脱逃,又看对方是个乡下老头,便狠狠地把老营长暴打了一顿。幸好遇到过路人打电话要来了救护车,并报了警,老营长这才被及时送进了医院。派出所民警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动员巷子里的住户为老营长捐款。老营长在医院里住了十多天,上个星期才刚刚出院。”

“他回来了吗?”我问。

“没有。他临走时说了,等捡拾破烂攒够了还帐的钱才回来。”

胡常林马上接着说:“靠捡拾破烂能攒够还帐的钱吗?我表示怀疑。”

“咦唏!这有啥可怀疑的?”保国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接着说,“俺姥那庄就有个老头在深圳捡拾破烂,发了大财。不用多久,那老头就回来了,说要在镇上盖一座六层高的大楼呢。”

“真的!你说得也太邪乎了。”我也不相信。

“当然是真的啦!”保国神气十足地说。

这时,乡亲们陆续围了过来。人高马大的刘大嫂一来到跟前,就快人快语地嚷道:“你们咋把贺桥村给忘了呢?是不是混发财啦,怕回来乡亲们找你们借钱!”

我们的同龄人贺淮军过去曾是我们知青点的常客,他听了刘大嫂这番话,便一边用手拍着小轿车一边火上加油:“人家不发财能坐上这个来吗?癞蛤蟆坐飞机,人家早就一步登天啦。哪还会记得咱们这穷旮旯。”

我夸赞说:“咱们这旮旯现在一点也不穷啦,看看这路两边的高门楼四合院,哪家住的不是宽宽敞敞!”

贺淮军马上粗声粗气地说:“那是当然。走!到我家看看去。我家的房子是去年刚建好的,肯定比你们家的房子大多啦。”

刘大嫂不同意了,立刻嚷道:“怎么,只有你家住的是新房?我们全住的是旧房?不行不行!我家离得最近,让他们先到我家去!”

胡常林乐呵呵地说:“去!去!都去。可现在不行。老营长的老伴病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来看看。等我们先去看过老营长的老伴,再挨门挨户地去你们各家坐坐。行不行?”

贺淮军首先举双手赞成:“行!行!他们家还住在老地方。走,我带你们一块去。”

一路上他不停地指着两边的高门楼向我们介绍,说这是谁谁家房子,那是谁谁儿子的房子——

然而老宅子却是另一番景象,杂树丛生,颓垣断壁。老营长的房子就在一片坍塌的土墙后面,看见它,我又想到了老营长那张饱经沧桑的脸。

其实,解放初期,老营长年仅十六七岁时,就整天背着一支盒子炮跟在区长的屁股后面到处跑了,可神气啦!后来,区长要调往南方工作,很想把他也带上。可当时他不敢自己做主,就跑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担心儿子去南方有危险,舍不得让他走远,就没让他去。在农村的那几年,乡亲们每当向我说起此事,都无不十二分地替金营长惋惜。说他当年要是跟着那位区长去了南方,肯定留在南方的哪个大城市当国家干部,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混个大队民兵营长,吃一点大队的补助粮。

(原载《淮南文艺》2017年第3期总238期)

作者:连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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