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家族》系列之七
—— 名杰精英书丹青(上)

2017-07-11 14:58 点击数: 来源: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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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孙蟠与孙家花园


孙蟠(1727—1804),孙珩次子,原名士撝,字十洲,号石舟,又号小巫山樵,为乾隆年增贡生,候选知府,钦加道衔加一级,覃恩诰赠中议大夫,任广西南宁知府加一级,浙江按察使加二级,钦颁“盛世醇良”匾额,恩赏大缎,二品顶戴,累赠荣禄大夫,崇祀乡贤,传载省志。

孙蟠自幼聪睿敏捷,刻苦攻读儒学经书,知识渊博,且兴趣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兼工书画篆刻。但他生性豁达开朗,刚正耿直,落拓不羁,心公向善,从不墨守成规,对官场上的繁文缛节,清规戒律,虚伪应酬,阿谀奉承,弱肉强食,鱼肉乡里,徇私舞弊等恶劣作风,始由看不惯,后到痛恶深绝。于是,渐渐与官场格格不入。因官场失意,看破红尘,毅然辞官归里。

在重新选择创业的道路中,孙蟠公另辟别径,决心实现人生最大价值,不负祖恩。他继承孙家经商的传统,筹集一些资金,悉心投资经营金融行业,在寿州南过驿巷开办了《石舟当铺》。他以其精明和诚信,逐渐跻身于晋商、徽商行列。据《寿县志》记载,前清《石舟当铺》,后改营钱庄,时间长达近二百年之久。在寿州孙氏家族中曾传说,当时“孙家钱庄”在省内外大城市都有分号,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网。一个金融业能形成规模,持续百余年而不衰,除了客观上的大背景以外,在经营管理上的思路、决策及经营手段,是决定其成功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孙蟠在商业经营中,做到认真扎实,审时度势。他深知在本乡本土,街坊邻里,搞金融行业,必须诚实守信,持之公平,童叟勿欺,秉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原则,重信誉,轻牟利,决不盘剥欺诈乡亲。他以获利之财,用作赈灾、助学、修桥、补路等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乐善好施,闻名乡里,其功德名望深受百姓崇敬,于是感动官府奏请,屡获清王朝嘉奖,乾隆皇帝曾御颁“盛世醇良”匾额,恩赏大缎,累赠“荣禄大夫,二品顶戴”等荣誉与官衔。

孙蟠公一生手不释卷,在经商之余充分彰显其雅趣爱好,对儒学、诗词、书画、篆刻等学术艺术,更加潜心专研,同时注重知识储备,坚持著书立说,先后著有《群经析疑》、《读书十八则》、《十洲诗文集》、《南游记程》、《浪沧凄响》、《旅窗晴课》、《乐老堂百廿寿印谱》等书卷,成果丰硕。可惜这些著作多已散失,甚为遗憾!

孙蟠颇具天马行空之豪放性格。他热爱自然,喜爱旅游,逍遥无拘。曾多次游历苏、杭、粤、桂等地名山胜水,在广阔的大自然中,陶冶情操,彰显聪明才智。在人生创业道路上,他实现了人生既满足了读书求知博学之精神需求宏愿;又获得了能够报效朝廷、回馈社会、培育后人丰富之物质财富,精神与物质兼而得之。更为值得赞赏特书一笔的是,孙蟠在花甲之年,寻求归宿,在竭力尽孝奉侍老父孙珩公的同时,志在施行以文会友、讲学传道、培育后代的大义善举。他在寿州城北郊的八公山谷百优山麓,投巨资兴建了私家别墅花园——“青琅玕馆”,即后人俗称之为“孙家花园”。

“青琅玕馆”坐落于寿州城北郊八公山诸峰中的白鹗山,这是淮南境内最高山峰,海拔241米,山势陡峭险峻,山谷中沉静幽深,青泉潺潺,苍松滴翠,林涛滚滚,奇岩怪石林立,五彩山花摇曳,如同画屏竞开,千姿百态,各具情趣。孙蟠选址此处修建馆,这里除了风景优美外,还因这里是八公得道升天之宝地。何谓“琅玕”?据说它是一种中药材,以青色为上品,在山为珠,在海为珊瑚,为人间珍贵之宝。孙蟠公以“青琅玕”自喻,似隐喻自勉为奇材是也。“青琅玕馆建成后”,孙蟠晚年退隐山林,寄情于山水,忘却世间烦忧,读书、吟诗、作画之余,常常散步于山林之间休闲赏景,但见一山谷清幽可人,遂于谷中一巨石上书刻“忘情”二字。“忘情谷”因此而得名。忘情谷长约 2.3 公里,九曲回环,盘旋而上。谷中有凉亭,泉潭,曲径小溪,水流淙淙,如歌如吟。峡谷两侧,古木参天,石中生树,树立谷边,石柱群生,奇形怪状。林间有奇花异草,鸟鸣蝶飞,是旅游休闲之佳境。据说,乾隆皇帝巡视江南,因慕名专程游览了风景秀美、人文厚重的八公山,但见白鹗山麓奇岩怪石如同春笋般林立,妙趣横生,信笔题写了“玉笋”二字,后被当地随同官吏摩刻在一岩壁上。如今,乾隆题字处坐落在八公山风景区内皖淮机械厂一个车间的院落内,虽经两百余年风雨雪霜,字迹仍清晰可见。

孙蟠在八公山“青琅玕馆”隐居度过了后半生。他除了研读经书,作诗著文,书画篆刻,过着文人雅士那种高品位生活外,还亲自栽花植树,种粮种菜养殖,亦品味山野村夫般的世外桃源生活。同时,他还召集本族子弟在此举办讲经习文学堂。是孙蟠秉承“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祖训家风,引领寿州孙氏家族坚持走科举之路,从这里走向辉煌。他和胞兄孙士谦(淮麓公)二人的后裔中,在清朝道、咸、同、光四朝百余年间,共培养了十名进士、十四名举人、几百名士子(秀才),后来的曾孙辈、世人皆知的帝师孙家鼐,受其影响颇深,青年时常住园中刻苦攻读,终于榜中状元。孙家鼐每次回乡省亲,总要在“青琅玕馆”小住,因为他的道德文章盛名于世,江淮间文人雅士也将“青琅玕馆”视为文渊书阁,就连四方路过的官员,也常常到这里一拜。致此,更让“孙家花园”名闻遐迩。   


【贰】一门四代为浙江海门镇总兵



浙江海门“三面依山,一面阻海”,“出椒江,东通大海,西达黄岩、天台、仙居。”现位于台州市主城区,在明清时期隶属于台州府临海县。由于地处濒海,海门便成为海防要塞,深受明清海洋政策的影响。明朝初期,沿海各地倭患肆虐,台州难于幸免。洪武二年(1369),“日本掠台州旁海民。”洪武十七年(1384),洪武帝“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汤和至浙后,“置卫所,并海筑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五万八千余人戍之。”海门卫即为其中一卫城。“城高二丈五尺,周回五里三十步,长一千三百一十丈,垛口八百三十个。”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筑海门北岸城,使“两城对峙,形同唇齿”,“设水师七千防守,最为重地。”

由于加强海防需要,明清时期,海门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遂成为卫城重镇,经常在此操练水师,训练兵马,设立校场,大演跑马骑射等武技。校场横约一百六十弓,直约一百七十弓,可容纳数千兵马。前清时期,海盗及反清势力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猖獗,为抵御和肃清海盗及反清势力,海门一度成为前沿阵地。

孙枝兰玄孙孙法祖(孙珆曾孙-士毅长孙,生卒时间无考),字锦文,号景文,太学生,奉旨从军,参加了当时的海防战斗,由于表现优异,战功卓著,遂擢升为海门镇总兵,赏戴头品顶戴,成为一名镇守海疆的将领。根据其父克靖(1723—1794)的生卒时间推算,孙法祖应出生于乾隆初年,成长于乾隆、嘉庆时期。由于缺乏史料佐证,孙法祖的生平事迹不详,仅有族谱简略记载:卒后,“诰赠振威将军,覃恩晋赠建威将军,葬于城北过街楼北,平山北麓,护坟八亩。”据查史料和实地考察,孙法祖墓地在寿县城北寿唐关附近。

寿唐关俗称“过街楼”,又称刘金定梳妆台,还称“过驾楼”,始建于五代,当时南唐兵据八公山与后周对峙,后周为对付南唐援兵,遂在东、西楼山之间建寿唐关,它是凤台通往寿春的交通要道。西边是烟顶山峰,距双峰山一公里,古时有烽火台。寿唐关全是青砖砌成,关口拱形,可行车马。两侧据岗峦之山势,南绾寿州,北控下蔡,东边层峦叠嶂,紧衔古南唐,关前为险坡陡道,两侧青山对峙,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大概因为孙法祖是一名武将之故,所以才将其葬于兵家之地。

自清朝中期以来,寿州孙氏士子从政者大都为文官,武官甚少。但据《寿州孙氏族谱》记载:从孙法祖到其五子家祥(1792—1856),再到家祥长子传焕(1820—1857),直到传焕长子多庆(1842—1906),祖孙四代皆被封授为浙江海门镇总兵,恩赏头品顶戴,诰赠振威将军,覃恩晋赠建威将军等荣誉,这在家族史上实为罕见。祖孙四代总兵中,尤以孙多庆的事迹最为突出。

孙多庆十四岁时父母双亡,伯父孙传僡在咸丰七年时,也殉于粤难,多庆只身一人,伶仃孤苦,无奈寄居于堂伯父孙传理家中。同治四年(1865),多庆二十二岁时,参加了由毅勇巴图鲁总兵宋庆统率的毅军,当了一名兵士。毅军当时正在皖北与苗霈霖作战,在战事中,他机动灵活,英勇善战,屡建军功,不久即被提升为把总,后因军功突出,历保千总,赏戴蓝翎,递保守备,赏换花翎,尽先都司,补用管带,毅字后军前营,加游击衔,统领武卫左军右路步队营,以游击留置补用参将,加副将衔,以副将仍留原省补用,后又加总兵衔,交军机处存记,以记名总兵简放,议叙军功加一级,加提督衔,恩赏头品顶戴,送部引见,候旨录用,不久,即奉旨谕简放浙江海门镇总兵。

孙多庆由于英勇善战,屡建军功,本应受到皇帝恩宠接见的,但因海门乃海防重地,需要严防把守,所以,他奉旨“时以畿辅边防重要,留办防守,暂缓入觐”。他在任上,由于操劳军务过度,积劳成疾,不幸于1906年逝世,享年65岁。据《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五百六十二》记载:“奉旨予故浙江海门镇总兵孙多庆照军营病故例,从优议叙,附祀宋忠勤公专祠,事迹宣附国史馆立传,诰封朝议大夫,诰授建威将军。”


【叁】孙家泰与“寿州事件”


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寿州大地上发生了一场 骇人听闻的“苗练兵燹”(寿县人称之为“苗反”),史称“寿州事件”。孙家泰是拉响导火索的重要人物。

孙家泰(1817—1861),字引湉,附贡生,刑部员外郎。因陷入“寿州事件”的矛盾漩涡,受屈入监,于1861年6月29日,不甘受辱,仰药自尽殉国,时年45岁。苗乱平息后,奉旨优恤,追赠四品卿衔,诰授朝议大夫,敕建专祠、专坊,恩赏云骑尉世职,传载省志。

孙家泰是寿州孙氏“十四房”长房孙克任的孙子,而孙家鼐祖父孙克伟是七房,孙家泰父亲孙赠祖与孙家鼐父亲孙崇祖属堂兄弟。孙赠祖(1791—1861),字瑶轩,号纻亭,太学生,候选盐大使,刑部河南司员外郎。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七日,在苗乱中蒙难,享年71岁。奉旨优恤,賜建专祠、专坊,诰封朝议大夫,赏云骑尉世职,传载省志。

咸丰三年(1853)正月,孙家泰奉旨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在安徽,真正团练办得好的除了寿州孙家泰之外,还得数没有官方背景的凤台苗沛霖。苗沛霖(1798-1863年),字雨三,安徽凤台县关店乡苗圩村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秀才,在家排行老大,当地人都叫他“大先生”。此人身高八尺,手短腿粗,脸庞似晒干的红枣,双目鼓露如羊眼,说起话来嗓音大且尖,听起来直叫人起鸡皮疙瘩。50多岁了还没有混出个功名,指靠着教私塾糊口,家里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三十岁时,苗沛霖获得秀才资格,成为一名生员。

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义时期,苗沛霖打着办团练的幌子,至1857年底,苗沛霖连圩数十,拥众数千,不但有效地抵御了捻军的入侵,而且还主动出击,在与捻军的交战中,屡屡获胜,因而名声大震!到了1859年,苗练管辖区域横跨豫、皖两省十多个州县,拥军十几万,成为淮北乃至全国最大的团练,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有人考证,苗沛霖是中国近代军阀第一人。苗沛霖羽翼丰满后,不再满足于团练练总的权势,他学起了同乡朱元璋,野心勃勃。当年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从朱元璋那里得到启发,提出了“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的政治策略,从此暴露了他的政治思想企图!十一月,苗沛霖在蒙城设坛会大临三日,为清帝缟素发丧,声称“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并要求各路练总择日到下蔡(凤台)议事,令“寿州……等十八坊团练往谒,听其调度。”各地练总,包括寿州四乡八镇的16坊练总,都乖乖地前去听命,唯独徐立壮、孙家泰不予理睬。

较早看穿苗沛霖野心和伎俩的是孙家泰。在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围攻寿州的时候,寿州城告急,城内团练向苗沛霖求援共同抗敌,苗氏应允后却爽约,致使团总孙家泰大为不满。咸丰九年(1859年)春闱,孙家鼐独占鳌头高中状元!江淮头面人物纷纷来到寿州城内的北过驿巷孙家老屋恭喜道贺。这时,苗沛霖也带着一百多个弟兄,骑着高头大马,打着旗帜,抬着贺礼,耀武扬威地向寿州进发。苗沛霖的队伍走在半路上,先派人打前站通知孙家,说是将有百余骑拥苗入城来贺,叫十八坊团练出来迎接。孙家泰是接待总指挥,平日里,不但看不起他,还十分的讨厌他,听说苗沛霖带着队伍耀武扬威的要来贺喜,孙家泰很不客气地说:“他是小人得志更猖狂,这哪是来贺喜的吗?明显是来示威的!”于是,他马上派人去城北晋见凤台县令,请他半路上劝阻,如果不听,就关上城门,不予理睬。

苗沛霖到了城北靖淮门,见城门紧闭,城上兵勇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苗沛霖气得两眼冒血,牙关紧咬,又率领弟兄们绕城一周,而东、南、西三门也像靖淮门一样,吊桥高悬。这时,苗沛霖一头从马上摔下来,就像一匹被猎人射伤的野狼一样,双手拍地,掌上鲜血直流,他咬牙切齿地指着城门楼子高喊道:“孙家泰啊孙家泰,你欺人太甚!老夫我若不争回这口气,誓不为人!”众随行人也都义愤填膺,哭鼻子抹泪,像霜打的式的,蔫蔫而归。从此,孙苗两家、以及寿州与凤台两地,矛盾愈发尖锐,犹如水火不能相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苗沛霖依仗团练实力强大,企图统辖淮南、淮北所有团练,便派人给孙家泰送来了一封朱笔信,称曰:“寿城练总赴下蔡领旗……后者斩。”孙家泰看完“最后通牒”意识到,这是苗沛霖故意挑衅,他当即将信件撕得粉碎,并喝令把信使的耳朵割掉,以示警告。信使捂着耳朵疼得嗷嗷直叫,哭爹喊娘地跑回了苗营。苗沛霖及众将领见状,无不火冒三丈,大骂孙家泰不是人!苗沛霖嘿嘿冷笑了几声,咬紧牙关,怒发冲冠。待了解完情况之后,吩咐手下,给信使治病、奖赏。然后,开会议事,决定:一是与太平军、捻军连和,派王金奎到定远与张乐行、龚树德握手言和;派朱鑫、陆长华去庐州与英王陈玉成达成谅解,并表示愿意蓄发、接受印信和封号(不久,苗沛霖就被太平天国封为奏王);二是调集人马,筹备粮草,加紧训练;三、派遣李学曾等人潜入寿州城内刺探情报,散布流言,作为内应。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苗沛霖长长地舒展一口气了,一场惨剧正在悄悄上演。

孙家泰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便立即草书一封,令心腹人员换上便装,快马出城,送给好友徐立壮,以便防患苗沛霖狗急跳墙。1861年2月7日,苗沛霖开始动手了,他精心挑选密探潜伏寿州城内刺探军情。这时,团总孙家泰已获得徐立壮派人送来的情报,而且,早有布置。苗营密探一进寿州城,就被侦查人员紧紧盯住。孙家泰闻报后,亲自带手下迅速将苗营的7名探子全部擒获。在审讯中,7名探子按照事前统一交代的口径,异口同声地咬定不是密探,是来寿州走亲戚的。孙家泰气愤不过,明明知道这完全属于抵赖,心想,好汉做事好汉当,如果讲实话,从实招来,我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既不说实话,又不反悔,这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于是,便下令把7名密探全部推出去给砍了!这就是史上称之为“寿州擅杀案”的一幕。

7名密探被杀的消息传出后,当晚苗营就炸锅了。苗沛霖披麻戴孝为死难的苗练人员设灵堂和牌位,哭祭三天,并请了皇觉寺的和尚做法会,给他们超度,以安慰亡灵,稳定军心,激发义愤,鼓舞斗志。2月10日,苗沛霖一声令下,几万人马,水陆两路并进,如开弓利箭一般飞射寿州。很快,苗家军像潮水一样涌到了寿州北门,又像潮水般地封住了其他三座城门。城墙四周布满了岗哨,百米之内,人和动物闯入,格杀勿论!

苗家军水师千帆齐发,很快就开到了两河口。安徽巡抚翁同书命令寿州副总兵黄鸣铎率领水师迎战,但寡不敌众,败归。寿州副团练徐立壮亲率部下,在半路上伏击,也被打散。由于徐立壮的马跑得快,才侥幸逃回寿州城。

苗沛霖大军包围寿州城之后,并不急于攻城,而是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方法,先扫四周,再拔尖子的战术,用小部分兵力围困寿州城,而用大部分兵力将城外的东津、九龙、双桥、菱角等寿州城周边的清军势力一一荡平。苗沛霖借机大造舆论,向外放出谣言声称:“是孙家泰、徐立壮等人图谋不轨,拘囚巡抚,强夺官印,明调官军,暗勾发逆,今围困寿州,是解救巡抚的义举。”并且还扬言:“只要孙家泰、徐立壮二贼能释放巡抚,朝廷能为冤死的七弟兄昭雪,方能撤兵。”

“寿州擅杀案”的发生,苗沛霖借机围困寿州城后,朝野震惊,群臣议论纷纷,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群臣纷争中,朝廷权衡利弊,还是接受了袁甲三的建议,采取了“以毒攻毒”的计策,借苗沛霖之手,先除掉孙家泰和徐立壮,以泄苗之私愤,剪除三股团练之间的纷争,先解寿州之围,再说服苗沛霖为朝廷所用,而官军坐收其利。6月底时,袁甲三派博崇武等军官率领两路团练,从正阳关出发,以惩办凶手的名义,开进寿州城,将徐立壮抓捕,当即镇法,又将孙家泰扑捉投入州署大狱。孙家泰百思不得其解,而且,闻听城内百姓心急如焚,怨声载道。没想到自己为了大清江山社稷,倾尽家财,尽职尽责,忠心耿耿,保境安民,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又听说好友徐立壮已被斩杀,越想越悲痛,越想越气愤! 1861年6月29日,他悲愤交加,愤恨失望到了极点,罢罢罢,一了百了,便咬紧牙关站了起来,仰头喝下毒酒,当即身亡。可怜孙家泰、徐立壮血淋淋的头颅被送到苗营,袁甲三、翁同书等清廷官兵盼望着苗沛霖罢兵言和,可左等右等,苗家军依旧未有撤兵的迹象。

1861年10月29日,在这个风雨交加,秋雨如注的夜晚,苗家军以朱天祥、赵森保、朱佩棻等为内应,城外苗家军对寿州发起了总攻,寿州军民拼死抵抗已无济于事,苗军一举攻陷寿州城池,杀入城内,见人就砍,见物就抢……苗沛霖下令,凡是抵抗苗家军的头目都属苗家仇人,满门杀无赦!孙家泰一门四代,上至71岁的老父,下到3岁孩子,全家15口人,全部被杀。寿州孙氏其他一百多名族人,

在这次苗难中也遭受杀害。守城态度坚决的蒙时中、徐立壮、黄鸣铎,以及皮氏、洪氏、吴氏、张氏等大户人家,全被满门抄斩。城中几千口士民遇难,妇女受辱自尽者不计其数,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井中尽是女尸。寿州古城,变成了苗匪的屠宰场,惨不忍睹!

同治二年(1863)五月,在“寿州事件”中犯下滔天罪行的苗沛霖,再次起兵反清,在凤台誓师宣称:“我辈所为,终难一死,不如先发制人。”苗沛霖复以兵叛,一时势盛,占凤台、陷颍上、得怀远等县,杀三县知县、典吏等大清官员。七月,苗沛霖再次攻陷寿州,苗军似乎带着一种莫名的愤怒,疯狂的进行二次屠城。寿州城东街的州署内,被烧成满地瓦砾残垣,一楹一椽未留。位于南过驿巷的寿州孙氏宗祠也被夷为平地。寿州古城再次遭受生灵涂炭!

九月,清廷派僧格林沁率师进剿。11月初,僧格林沁所部陈国瑞、郭宝昌诸军,会剿苗兵于蒙城。是夜,苗沛霖巡查蒙城外濠,其左右扈从者多为英王旧部,二亲兵相顾泣曰:“英王乃英雄也,为苗贼所卖,而吾等竟然为其所用,非大丈夫所为也!”在极其义愤之下,遂共同举刀将其斩杀!二亲兵持苗沛霖首级,献给了清军将领王万清。苗军闻讯苗沛霖已被斩首,乱作一团,纷纷投降倒戈,蒙城迅速解围。王万清为了抢夺头功,杀了二位亲兵。在部队开到高邮时,作孽的王万清亦暴病而亡。公元1863年12月14日,盛极一时,作恶多端的苗家军最后一个据点——正阳关被清军收复。从此,搅动了清朝乾坤的苗沛霖及其苗家军彻底覆灭!

“寿州事件”发生后,孙家泰的爱妾费氏赶紧将花园低价出售,换成了盘缠,化了装,偷偷赶赴京城去寻找孙家鼐去了。孙家鼐时任会试同考官,听到嫂子诉说苗贼围城屠城的经过后,万分义愤,他很同情嫂子一家的不幸遭遇,就安顿嫂子在京城暂且住下。孙家鼐将嫂子诉说的情况,还有从其它渠道获得的“寿州事件”的真相,写成奏章上报朝廷,恳请公正处置。

自僧格林沁大军和湘军荡平了苗家军之后,翁同书、胜保、袁甲三等大臣被弹劾,朝廷谕令调查“寿州事件”。在调查中得知,孙家泰及寿州孙氏一门,毁家纡难,忠君保国,应予褒奖抚恤。因此,孙家泰被朝廷诏赠四品卿,照阵亡例赐恤,建祠寿州。父赠祖,弟家彦、家德,子传洙,都恤赠有差。费氏刚烈守节的义举受到朝廷褒奖,被赠封为恭人,后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费恭人”。联想到家泰兄被满门抄斩,费氏也未留下一个骨血。后来,经过商议,在族中,将一个后生过继给她做嗣子,还替他延请了老师。她抚养的孩子以后也取得功名,费氏怡养天年到70余岁。


【肆】首访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臣孙家榖



孙家榖(榖同谷,1823—1888),枝兰系十房炳图公曾孙,是寿州孙氏知名度较高的人物,长孙家鼐四岁,并早其三年中进士,官至外交事务大臣,浙江按察使、布政使,一品封典,卒后葬于八公山北麓,墓地曾建有几道牌坊,巍峨耸立,远近闻名,墓葬于民国被盗,如今已夷为平地。

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派遣使臣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遣山西襄陵县知县、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率其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同回国休假的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欧洲游历,开辟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旅行观光,并非正式遣使。

当时,清政府已经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尤其是到了1868年,原先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十年修约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欲趁修约之机而索要多端,故急欲事先派遣使臣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从未出过国、又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们,都不堪担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偶闻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訢王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上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訢正式向朝廷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大力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 云云。而且还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于是,总理衙门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遂聘请蒲安臣为团长,开始组建了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由此,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却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而获得率领中国外交使团“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特权。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算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正四品)和礼部郎中孙家榖(正五品),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加赏二品顶戴冠服,为使团正副代表,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以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使团成员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为同文馆学生)等共计30多人。这就是史上称之为“蒲安臣使团”,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派遣使节进行的国事外交访问。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对于蒲安臣使团的出访,此乃形势所逼,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在外交上浓厚的屈辱的半殖民地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的中国官员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居然要由外国洋大人来率领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8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榖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孙家榖协助。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法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

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孙家榖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在出访期间,中国官员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同时,他们对外国的风土人情,以及对世界的见闻、认识和思想变化,可以从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榖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几部游记中展现出来。蒲安臣使团对于清政府制定外交政策发挥了先导作用。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如1887年,清政府各部保举官员,通过别开生面的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到四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研究,游历后均撰写了考察报告,对促进清政府的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


【伍】三任安徽省都督(主席)



《中国近代史辞典》载:“孙毓筠,孙家鼐之孙。”其实不准确。孙毓筠的高祖孙克依(五房),孙家鼐的祖父孙克伟(七房),孙克依与孙克伟属亲兄弟,孙毓筠的祖父孙家馨与孙家鼐平辈,这么算来,孙毓筠称孙家鼐为叔祖。孙家馨的六子孙传晋,其独子孙毓筠(1869-1924),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优廪生,议叙光禄寺署正衔,例授儒林郎,捐授候补道台。孙毓筠是我国近代政坛上的著名人物,先毁家纡难积极参加革命,后又背叛革命,毁誉参半。孙毓筠算得上是贵族子弟,其前辈亦官亦商亦文,家道富裕,到了父亲孙传晋这辈,积累的家财更加丰足。寿县城著名的“孙家粮库”就是孙毓筠家的遗产。孙传晋(1838—1891),字庶侯,号幼泉,军功历保补用道,直隶候补知府,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诰授通议大夫,晋授通直大夫。孙传晋曾做过分管皖北军需粮草的道台,这个肥缺官职既得益于孙家鼐的影响力,也得益于时任安徽巡抚英翰与孙传晋的相知相遇。

孙家历来就有经商的传统,所以,孙传晋不会放过这个大发横财的绝好机会。

在孙家鼐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在上海成功创办阜丰面粉厂的族兄孙多森,以厂命名,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了私立阜财高等学堂,在寿州引起巨大轰动。33岁的孙毓筠也参加了学堂开学典礼。在回家的路上,他感慨万千,执意将家产变卖,把所得款项,租借了北街僧格林沁专祠旧址,于次年2月,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启蒙教育学堂——蒙养初等学堂,孙毓筠自任堂长,并聘请了多名年轻教师,当年学堂就招收了九十名学生,拉开了寿州新式教育序幕。孙毓筠倾其家财,执着参加国民革命的举动,一时传为佳话,成为许多人仰慕的英雄。由于孙毓筠兴办新式学堂,传播革命思想,为当局所不容,随时都有被逮捕、甚至遭到暗杀的危险。为了避难,在征得祖叔孙家鼐同意的情况下,举家迁居到日本避难留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4)春,孙毓筠偕同妻子汪珏及16岁的大儿子孙桦、 14岁的小儿子孙桪来到日本。孙毓筠东渡日本求学后,寿州城的蒙养初级学堂,便交由孙传瑗、汤葆明等几个年轻教师打理。在东京,孙毓筠拜见了孙中山,并于光绪三十年(1905)加入同盟会。孙毓筠疏财仗义,在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他慷慨捐款10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赢得孙中山及同盟会的尊重,大家推举他为同盟会庶务总干事,并任安徽留日学生支部长。他追随孙中山,捐尽家产,盛倡革命的举动,声名鹊起,在同盟会中享有崇高威望而闻名全国。

1906年,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同盟会会员分头深入到各地,秘密成立组织,发展党员。本来孙毓筠计划留在日本协助孙中山指挥全国革命的,由于年轻人革命热情高涨,又经不起朝昔相处的同乡们一致要求其回国一块大干一场的劝说,为了打击清朝统治者,他毅然放弃同盟会庶务总干事这一仅次于总理的职务,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总理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在东京自寓所为他设宴饯行。回国后,孙毓筠因谋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失败而被捕入狱,直到辛亥革命被解救出狱。

1911年12月2日,南京光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因孙毓筠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在革命党人心中是泰斗级的人物。孙中山念及孙毓筠的表现、功劳及其威望,安排其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后,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安徽政界一致推举孙毓筠为都督,得到袁世凯得认可,遂任命孙毓筠为安徽皖督兼民政局长,他上任三个月后,因各种复杂原因辞职,由柏文蔚接任都督。

人们普遍知道孙毓筠担任过民国安徽省首任都督,但是,还有另两位寿州孙氏也曾先后担任过民国时期安徽省都督(主席),可能就鲜为人知了。因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与南方国民党人的矛盾终于激化,1912年7月,袁世凯竟一下子下令罢免了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三省国民党籍的都督。又以“皖人治皖”的名义,命寿州孙氏孙多森担任安徽都督兼民政局长,又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及文宪章,以示宠络。在1913年4月,孙多森被民国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同年7月被解职后,奉袁世凯命赴安徽任职。因孙多森久居北方,对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并未深入了解,于政坛事务远不及办实业得心应手,于是稀里糊涂上了袁世凯的贼船。因皖省革命党人的抵制被迫离皖,做官未做成还险些送了性命。

    情况经过是这样的,孙多森受任后,只带了三位秘书和四个随从共8个人轻装赴安庆就任。巧的是,原任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是安徽寿州人,并且还担任过孙多森族弟孙多枚的家塾老师,二人本来就认识,柏文蔚碍于情面,与之和为贵,于是就交待了职守。但是其他国民党人大为不服,在孙多森上任后的第七天,就爆发了兵变。安庆驻军旅长胡万泰带领士兵,并鼓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人员包围了都督府,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孙多森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拔营前来救援,并电请安徽军阀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安徽已是国民党人的天下,胡万泰还是率兵打入了都督府,囚禁了孙多森及其随从,并扬言要把他们处死,以向袁世凯示威。后来,由柏文蔚出面调解,以“孙之来皖,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并说:“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放了他,还能取信于天下。”于是,孙多森才幸免遇难。最后由柏文蔚派出楚豫号炮艇,送孙多森他们到南京。


而安徽方面更不同意倪嗣冲接任安徽都督,另由国民党人孙孟戟接任都督。孙孟戟亦是寿州孙氏族人,是孙多森的族弟。袁世凯鞭长莫及,未表同意,亦未公开反对,反正孙多森决不能再干了,也就算承认了既成事实。孙多森回到北京后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实业,数月才归,此后就一心一意办实业了。

孙孟戟(1882—?),名多棨,六房孙克俊后裔。光绪二十九年(1894),安徽巡抚在寿州招募新军300名,孙孟戟与柏文蔚、张树侯等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他积极参与柏文蔚在军内组织的同学会,宣传革命思想,印发《猛回头》宣传品。后来与蔡锷、李书城、王孝缜、陈之骥、尹昌衡、孔庚等一批同盟会会员一起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获得清朝宣统戊申年廷试优等成绩,特赏陆军步科举人,被授予陆军副军校广西督练处参事兼教练处帮办,后又在广西分担军政学各职,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1910年正月初,招新兵组建学兵营,以孙孟戟充营长,拟办军事干部学堂,以陈之骥充堂长。军阀张鸣岐暗中把任南宁讲武堂监督的蔡锷,和以前被陆军小学风潮闹走的总办蒋尊簋等人,秘密电召到桂林,张鸣岐宣布撤消陈之骥、孙孟戟的职务,任命蔡锷为干部学堂监督兼学兵营长。

辛亥革命期间,孙孟戟担任起义部队某部参谋长。中华民国初年,他曾先后帮助时任安徽都督的堂兄孙毓筠、孙多森开展工作。后来,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参谋长。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九江后,安徽军阀陈调元就投降了。1927年3月初,国民革命军各部陆续抵达芜湖,芜湖各界群众联合召开欢迎会,热烈庆祝北伐军胜利进军。3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陈调元通电宣布在芜湖就职,上午11时许,陈氏就职典礼,在参谋长孙孟戟陪同下莅临会场。1927年12月3日,孙多棨任安徽省政府委员,1928年5月1日至1929年5月3日,因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忙于打仗,由孙多棨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

1928年,在孙孟戟代理安徽省主席期间,安徽大学的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激烈冲突,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来到安庆,闻知兴起之下,当即决定召见国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刘文典不买蒋介石的帐,双方语言发生冲突,被蒋介石一怒之下搧了耳光,刘文典也怒踢蒋介石。后来,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文人笔下生出各种版本关于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的传说。


【陆】孙伯群及其传奇家庭



孙煜方(1892—?),字伯群,出生于宦官巨商家庭。曾祖父孙家铎(孙家鼐二哥)出身进士,官拜户部右侍郎,祖父孙传檙(举人)、父孙多巘均为清朝四品官衔,且都是参与创办孙氏家族企业核心领导成员。

孙伯群赴美留学考察10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铁路工程专业毕业,与胡适、赵元任、秉东山是同学。1918年回国后,在詹天佑麾下任平绥铁路(张家口至平地泉路段)工程师。他是孙家“方”字辈中的佼佼者,也是孙家企业领袖孙多钰非常赏识的侄儿之一。1930年,孙伯群辞去公职回到上海出任阜丰面粉厂厂长,由于他的出色才干,使该厂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后来,该厂所建的号称“远东第一麦仓”和设备最先进的第三车间,以及厂职工子弟小学、厂职工医院等,均是在孙伯群当家期间所建的。


一、东亚第一麦仓


号称“东亚第一麦仓” 建于1936年,是当时采用最新技术和全进口先进设备的自动化圆筒麦仓,具有储存、烘干、清洗、筛选、传送等功能,无论规模、还是功能当时均属亚洲第一。

孙伯群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工程建设是内行。在麦仓施工期间,他生怕施工方偷工减料或不按规程操作降低质量,急需一个负责任的监工。正好当时从寿州老家来了一个亲戚,一脸愁容,求他救命。原来,这个亲戚在老家惹下了一桩案子,自己无法了结,于是就跑到上海来躲难。孙伯群对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躲是躲不过去的,你跑到天边人家也会追过来的。但是,如果你肯为我效力,我可以救你一命。”那亲戚自然磕头如捣蒜。于是,孙伯群拿出一笔钱,帮他把老家的官司给摆平了,然后就任命他为麦仓施工总监督。那亲戚感恩戴德,一心想报答孙伯群的救命之恩,十分卖力,唯恐办事不周,吃饭睡觉都在工地上,把麦仓质量视为命根子,整天在工地上监视转悠。可是,这个麦仓造得也实在是太结实了,地基打得非常牢,各种材料都是实打实的,以至于七十年后的2006年,这个麦仓没用了,该厂要搬迁拆除时,有关部门用现代爆破技术,先后炸了三次,才算把它炸倒。据曾经到现场亲眼目睹第二次爆破情形的人描述:只见一串巨响之后,浓烟滚滚,飞沙走石,阜丰里、三十间的居民,以及“老阜丰”的员工们,全都跑出来观看,而耸立了七十年的“东亚第一麦仓”仅仅只是欠了欠身子……

二、无奈给“老头子”磕头

那时候的上海世面很乱,有钱人家常常遭到土匪的敲诈,甚至遭到绑票。孙家有这么大的面粉厂及银行,自然是树大招风。

一天清晨,孙伯群的大儿子孙以晨从厂里“小洋楼”(孙伯群在厂里的住宅)出发去学校,在莫干山路与昌化路交叉口,不幸遭到两名匪徒的绑票,全家人急得团团转。稍后,绑匪传过话来,索要巨款。孙伯群害怕撕票,就没敢报告巡捕房,但暂时又拿不出那么多现额巨款,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打探到了消息,说此事与青帮有关。那时孙伯群的父亲孙多巘和他家的女眷们,都住在华山路的范园,其隔壁的一幢洋房里,正好住着青帮头子,是杜月笙的师傅,名叫张镜湖,黑道上都叫他“老头子”。此人在江南和长江一线势力极大,手下徒弟无数,但他手下的门徒干了坏事也未必件件都让他知道。孙家无奈,只好抱着一线希望,备了厚礼去求见“老头子”。孰料,张镜湖倒也买孙家的面子,但有一个条件:要孙伯群给他磕个头。这个条件实在并不简单,那时候,若给他这样的人磕了头,就等于拜他为师了,进一步说,也等于加入了青帮。然而,孙氏家训里明文规定,是不许子孙加入黑社会的。但眼下救儿子要紧,孙伯群左思右虑,在毫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为了救下儿子,这个头还必须得磕!孙伯群无奈,硬着头皮子去给张镜湖这个“老头子”磕了头。嗨,还真管用,儿子果真就回来了,一个子也没花。可是,孙伯群从此就无法摆脱与黑社会的干系了,尽管他仍干他的厂长,并不管黑道白道上的事,但到了50年代的时候,政府要他交代问题时,加入“青帮”就是其中的一条,这将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遗憾!
             

三、“国共合作式”的大家庭


孙家原本是封建式的大家庭,祖孙几代创办面粉业和金融业,而且诗礼传家,爱国情怀一定还是有的。出于抗日救国,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交往。而且全家不知不觉地与国共两党都产生了渊源。

孙伯群在抗战中,与之常联系的是中共老党员徐明诚、俞守中、刘人寿(化名李清风)、吴道彰(化名何炳欣)等,那时,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国际不足研究所”和“新亚通讯社”成员,是抗日地下组织,而他们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国民党系统中的地下人员,具有双重“地下”性质。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由于孙伯群对抗战有贡献,还得到过蒋介石的嘉奖。后来,根据俞守中的意见,他们需要一部电台,孙伯群就特意从美国进口了一部电台,由地下党员吴道彰任发报员,电台就安置在孙伯群家中,一切由孙伯群掩护。再后来,孙伯群将电台捐给了“新亚通讯社”,并成为该社的董事长。按说,孙伯群为抗日也做过不小贡献,但是,后来这些事情被弄得很复杂。解放初,新亚通讯社并入《文汇报》,孙伯群也就成了《文汇报》的股东。解放后,孙伯群并未因电台并入文汇报而一身轻松,相反,却因为此事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键问题是“国际不足研究所”和“新亚通讯社”的真实面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弄成了一笔糊涂账,因为又扯上与“潘杨冤案”有关,孙伯群一时洗不清不白之冤,被送去劳动改造,其他子女也受到牵连。他的二儿子孙以询原在北京第一坦克兵学校当教员,即刻被复员回家;二女儿孙以祁在北京公安部工作,被转业到地质部;小女儿孙以褴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干部,也被复员到地方。随着“潘杨冤案”的平凡,孙伯群的冤屈也得以洗刷,但是,清风来得太晚了,这时,他已经作古了。  

孙伯群的大女儿孙以敏是194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领导沪江大学的学生运动。有一天,该校校长凌宪扬,与孙伯群是朋友,也是留美学生,急匆匆跑到孙家,特来通风报信,他告诉孙伯群:“你家大小姐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了!”这时地下党也得到消息,通知孙以敏暂离上海,于是,孙以敏到苏州乡下躲了一阵子方逃过一劫。
  同是一家人,却走上了不同的路。当年被老爸忍辱负重救出来的孙以晨,原先在持志大学读书,抗战中积极要求上前线,于是就去了重庆,后来成为黄埔军校18期学员,毕业后进空军航校,被送到美国培训,回国后参加过对日作战,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屡次派U2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腹地侦察,屡次被击落。后来,改派超低空P2V侦察机。这种侦察机中队是个独立中队,又叫“蝙蝠中队”,因为他们总在夜间飞行,直接受国民党军方高层指挥。孙以晨就是这个中队的中队长,上校军衔,他驾驶P2V数次在夜间往返大陆如履平地,安全无事。然而,最后一次却碰上了对手。我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陈士珍发明了新招,他从上空投下12枚照明弹,这时,孙以晨驾P2V正在山东境内超低空飞行侦查,而似如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遂被歼击机三次击中成碎片。机上共有13人,除11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美国人,全部丧生。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可以走动了,孙以晨在台湾的妻子,曾特此来到山东寻找丈夫的遗体,自然不会寻到结果,只好默默对着空山以表达哀思。
  孙伯群的小儿了孙以靖也是国民党人,当年,因大嫂有了身孕,他因送嫂子去台湾而留在了那里,后来成为黄埔军校二十四期学员,由于枪法好,被孙立人将军看中,被任命为卫士长,后来,又被经济部长江杓相中,硬从孙立人那里给挖了过去。孙以靖遂脱下军装效力于江杓部长,这为他后来从商打下了基础。大陆开放后,他经常往返于两岸之间,成了活跃的商界老板。
   另外,还有孙锡三(晋方)的两个儿子孙以萱和孙以芗兄弟,其境遇更具有传奇色彩。1949年,他们兄弟俩原本要一起出国留学的,临行前其母亲考虑到小儿子以芗年纪还轻,于是就留在了上海。可是,一年后形势变化了,再想走也走不成了。不久抗美援朝爆发,以芗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由于外语好,被安排做翻译。想不到的是,已经到了美国的以萱,神使鬼差地也当了兵,而且也被派到朝鲜战场了。他们兄弟俩隔着一条“三八线”,都在军中做翻译,两营对垒互打心理战,有些宣传稿就是出自他们兄弟之手。若干年后,他们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相聚时,回忆往事,发现当年双方对峙的营地,其实相距并不远。





作者:孙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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