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家族》系列之八
—— 名杰精英书丹青(中)

2017-07-11 15:16 点击数: 来源:系统用户
【字体:

【柒】杰出工运领袖孙津川



寿州孙氏东公支系枝荣公后裔孙津川(1895—1928),又名方淦,曾用名竞川、继生,1895年1月22日生于寿州,父亲孙多儒是一个贫苦的农民,母亲孙华氏小脚,夫妇俩起早贪黑也难以养活三个孩子:哥哥津川、弟弟晴川、妹妹方素等一家5口人,被迫无奈逃难来到南京谋生。当年一家人流落在很荒凉的南京中华门外南城岗(今雨花路)南宝塔根那里,东拼西凑搭了两间简易草房住了下来,父亲在附近的金陵洋炮局务工,母亲带孩子和拾荒。在津川6岁时,又随父母到了汉口,父母省吃俭用供津川在汉口读书,因他聪明伶俐,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同学赞扬。毕业后考取了中学,而在他14岁时,因生计无着,无奈中断学业,旋即又与11 岁的弟弟进南京洋炮局(金陵兵工厂)当童工。满师后,在上海的穷亲戚们认为,上海这边的钱好赚一点,便劝孙家搬到了上海去打工。津川先后到上海大中华纱厂(今国棉八厂)、兴发机器厂、吴淞机器厂做工。

少年时代,孙津川亲眼目睹了黑暗的旧中国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穷人遭受欺凌的社会现实,他经常思索着世道不公平的种种现象和原因。艰苦生活的磨练,造就了他特有的刚强、正直和敢于斗争的优秀品格。后因替一名工友为争取工伤医疗费和生活待遇打抱不平而被兴发机器厂开除。

1923年,父孙多儒因积劳成疾早逝,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津川身上。津川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在1920年,翌年生下女儿孙以诚后,妻子得了“产后风”不幸去世。1925年,孙津川与上海女工杨晨华结婚,次年得一子,叫孙安雷,孩子在生病发高烧时,因父母忙于革命没有得到及时照顾而夭折。孙以诚医校毕业后,在南京红十字医院实习过。抗战中,她在贵州后方医院工作,一次遭遇日机滥炸,在救护伤员时被弹片击中而牺牲,年仅17岁。

抗战时期,弟弟孙晴川一家来到了大西南,孙母仍留在南京,武定门的房子在战火中毁了,孙母艰难地栖生于门西凤游寺一带的破庙里,靠帮人缝补洗衣度日。抗战后,孙母回到了南宝塔根,孙晴川为母亲在附近宝塔山的小巷子里盖了3间草屋。1924年秋,孙津川在工作中与上海地下党员彭干臣相识,并在其思想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派彭干臣、王警东到吴淞机器厂筹建铁路工会,孙津川由于表现积极,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威望,被选为厂工会筹委会委员,在筹建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会和筹办工人夜校工作中,模范带头,积极出谋划策,在通过参加工人夜校学习和跟随地下党参加有关革命活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从此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1925年8月,经彭干臣、王警东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即工会)委员,并被荐任淞沪特支书记。根据党的指示,他积极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不久,中共吴淞机器厂特别支部成立,他又被选为特支书记。后来,他经历一系列革命活动的锤炼,成为大革命风暴中沪宁、沪杭甬铁路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6年10月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号召工人阶级支援北伐军和打倒军阀的指示,孙津川出席了这次会议。10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举行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孙津川遵照区委关于“破坏沪宁铁路,断绝交通三天”的指示,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道轨,致使军阀孙传芳的军用列车、吴淞机厂英人厂长毛尔维乘的牵引车出轨翻倒,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26年底,周恩来因参加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作到达上海后,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佘立亚、汪寿华等都及时向周恩来介绍了工人运动领袖孙津川的诸多事迹。而早在1925年10月,彭干臣离沪赴苏学习时,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就已经详细介绍了孙津川的情况,所以,孙津川很快取得了周恩来等中共上层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具有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周恩来,非常重视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到沪不久,就来到了孙津川家里,受到孙家人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特别喜欢孩子,他一来总要抱抱孙津川五六岁的女儿毛毛亲热一番,与孙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因为孙家地处沪郊,又是工人住宅区,隐蔽而安全,遂成为周恩来等领导人可靠的活动据点。周恩来的化妆潜入,还是孙母为其改制的服装,并扮做一家人来到的上海。

1927年初,因上海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均宣告失败,孙津川奉命暂时离开吴淞机器厂后,来到了八仙桥、八仙坊一带,出任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积极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起义前,孙津川受周恩来密令选址布置指挥武装起义的“特别军委”机关。孙津川的妻子杨晨华用假名字租用了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进弄堂一幢楼房,底层布置为孙津川夫妇的住处,二楼是“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秘密办公、开会、部署工作的地方,三楼是周恩来的住宿和休息的地方。起义前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上海地区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常到这个地方秘密开会。这些领导人一到孙津川家之后,小阁楼上就响起了辟里啪啦的麻将牌声。此时,孙津川的妻子杨晨华、弟媳王惜芳、妹妹孙方素等就自动到门口或巷口望风,万分谨慎地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所以领导们来到吴淞,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孙津川夫妇一面掩护“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的活动,做好军委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一面和上海地区铁路产业工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贯彻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发挥好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先锋队和突击队作用。

3月5日,孙津川奉命再一次率先领导了吴淞机器厂工人大罢工,由此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3月19日,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党组织决定将原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改为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孙津川担任主任委员。为了坚持罢工,他一面发动罢工工人到南站龙头房动员沪杭甬铁路司机罢工;一面组织一支由600多名铁路工人为骨干的纠察大队,他任大队长,亲自组织领导并进行军事训练,他率领纠察大队密切配合别动队攻打上海防守司令部。3月21日,根据上海总工会指示,上海工人正式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决定:全上海各工厂、作坊、机关、商店、车船、码头等全体工人实行同盟总罢工,总人数达80余万。孙津川担任指挥南市区的起义任务,按预定时间,亲率武装纠察队向敌据点进攻,并在旱桥插上了胜利的红旗。与此同时,他还以“便衣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一道命令,派人送至南市敌警察局,令其停止抵抗。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警察局被解除武装。随后,他又率纠察大队和铁路工人夺得一辆机车,满载工人纠察队前往闸北区增援,向龟缩在商务印书馆负隅顽抗的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发动猛烈的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溃守敌,并缴获机枪数挺,步枪百余支。

在起义中,孙津川身先士卒,带领纠察大队和铁路工人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头上的礼帽被子弹打穿也毫不理会,继续作战。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辉煌胜利!3月28日,沪宁、沪杭甬两铁路工人代表80余人在闸北总工会会所开会,成立了沪宁杭铁路总工会,孙津川被选为总工会委员长。

蒋介石闻讯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后,气急败坏,遂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工人,当天下午,孙津川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工人参加了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为营救被捕的同志,亲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进行交涉,要求释放政变中被捕的17名工会会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不但不允,反而将他扣留,后经全路工人具保才获释放。其间,孙津川秘密组织开展各项革命工作,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整顿和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发挥了中坚作用。

1927年4月底5月初,孙津川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护送周恩来乘船去汉口,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巡视指导苏、浙、皖铁路工会工作。不久,又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各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控制下悍然举行“分共”会议,使革命形势更加恶化。孙津川按照组织的安排,7月底赴苏联学习,11月上旬回国。

由于孙津川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充分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突出的组织才能,因而赢得了党内同志的信任。党的八七会议后,为充实加强南京市地下党的核心领导力量,孙津川被组织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7年12月4日,在浦镇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召开了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次党代会。会前,孙津川被推定为临时主席;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形势,研究部署了任务;会后,根据市委分工,孙津川担任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随即着手进行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地下斗争,号召全体党员勇敢地承担任务,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因孙津川就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3月,他率全家又搬回了南京。当时的南京经过蒋介石的清党血洗,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险恶,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孙津川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时而化装成教书先生,时而化装成工人,深入群众,坚持斗争,积极为恢复各级工会组织而奔波。孙津川艰苦地进行了党员调查和组织整顿。他整天东奔西跑,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召开党的会议。有时吃不上饭,就在街上买几个桃子充饥。当时,市委没有正式机关,会议一般就在北祖师庵49号他的家中举行。一次,市委在他家开会,妻子在门口把风,孩子无人照料,在被窝里被活活捂死。他强忍悲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恢复和建立了10个支部,党员人数约240人,使南京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不仅十分重视工人运动,同样重视农民运动。不久,在九袱洲农民中发展了49名党员,建立了南京市第一个农村支部。孙津川善于做群众工作。一次他去金陵兵工厂生活区和工人党员开会,他从口袋里拿出两个字型,左手拿个“工”字,右手拿个“人”字,再把两个字拼成一个“天”字。他说:“工人团结起来,力量比天大,什么困难也不怕!”从而使金陵兵工厂的党团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他还积极领导学生、教师和伤兵,积极同国民党当局斗争。由于他的过人胆识和出色领导才干,将白色恐怖下的南京市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孙津川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一位革命者无比坚定、沉着、睿智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建立了卓著功绩,为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出席六大的广大代表们所赏识,虽然他未能出席大会,但仍和刘少奇、阮啸仙等一起被选举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正当南京的各项工作都有所起色时,7月初的一个晚上,中共南京市委决定到城南黄泥塘贫民区的一个市委职工委员姚佐唐家去开会。他刚走到姚家门口时,由于叛徒告密,他当即被捕,其他市委大部分同志也先后被捕。

在瞻园路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里,国民党军警特务妄图用高官厚禄、或酷刑逼迫孙津川屈服,以交出南京地下党的名单和党的机密,遭到他坚决的拒绝。敌人反复进行严刑拷问,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面对敌人的审讯,孙津川始终坚贞不屈,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既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党组织和他的战友计划营救他,孙津川得知后,连忙带口信,坚决反对这种蛮干做法,表示决不能为了他而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敌人使尽了手段无效后,便抓孙母来到监狱企图“感化”他。母亲见到遍体鳞伤的儿子,心疼得痛苦万状,泪流不止,在敌人严刑之下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硬汉,此时,再也关不住自己的情感闸门,泪水夺眶而出。母子相视,泪眼对泪眼,沉默很久。还是孙津川先开口:“娘!你们在家好吗?”母亲忍着泪说道:“好,都好,津川,他们会让你出来吗?”“妈,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就是我死了,弟弟还在您跟前,您老人家是能理解我的……”“津川,不要说了,妈都知道了。”母亲哽咽着,从口袋里拿出特意带来的梨子递给儿子。孙津川颤抖着接过梨子,只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递给了母亲,暗示着母子从此要分离,表达了自己慷慨赴难的决心。

孙津川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和义正词严的怒斥。短短的几个月中,孙津川被敌人折磨的头发全掉光了,体重只剩有60多斤,身体异常虚弱。难友们见此情景非常难过,他却说:“我们不是为个人,是为工农大众的,要坚强,不要伤心流泪。”无计可施的敌人对孙津川最终下了毒手。

10月6日清晨,敌人将要把孙津川押向雨花台的刑场,按旧俗,杀人前都要给断头酒喝,刽子手在监狱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了酒肉。孙津川愤怒地踢翻了桌子,大骂:“谁喝你们的血腥酒!”拉载刑犯的黄包车,途经南城岗(今雨花路)北山门(今拆除)巷口濮恒兴鸭子店门口,这时南宝塔根一带的许多百姓闻讯赶来看孙津川最后一面,孙津川趁刽子手拽下他口中的毛巾,大声向群众高喊:“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十个,还有一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 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刽子手赶紧拖着孙津川等刑犯向雨花台跑去,见跟来的群众太多,为防意外,还未到雨花台刑场,就提前杀害了孙津川。孙津川为自己的信仰光荣地倒在了雨花台下,鲜血染红了雨花石,牺牲时年仅33岁。

孙津川的牺牲,党和人民感到无比痛惜,激起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敌人的更大仇恨。1928年10月20日,上海总工会召开追悼会,沉重悼念,上海总工会编辑出版的《上海工人》第21期刊登悼文《悼我们的死者,孙津川同志》中说:“孙津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是我们工人阶级领袖,他自1923年一直到这次被难的时候,努力工运,曾做过很多为工人谋利益的事,尤其是他在做沪宁沪杭铁路工会委员长的时候,他在领导铁路工人参加去年第三次大暴动的时候,简直是出生入死,为阶级奋斗。这便是他这次被反革命杀害唯一的原因。工友们!孙同志是为主义而奋斗而死,是为我们无产阶级争利益而被杀,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他的死事,设法替他报仇。”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称赞孙津川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武装起义的中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孙津川是中共“五大”代表、“六大”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中国工人运动的旗子和杰出领袖,他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虽死犹荣!

就在1928年10月6日的凌晨,习惯起早生炉子的工人许忠林看见了一队刽子手将孙津川等3人,口塞毛巾,用黄包车押向雨花台时,他连忙跑去向孙母报信。孙母当年住武定门,不方便送牢饭,便请看守所门外大照壁后(现拆除)一家小面馆的,这个十几岁憨厚的小伙计许忠林,每天送两碗阳春面给孙津川,所以,他们有了阶级感情。孙母闻讯,等孙母迈着小脚艰难地赶到雨花台想见儿子最后一面时,孙津川的遗体已被刽子手抬进了由4块薄板拼凑的所谓棺材里,这还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优待”。孙母悲愤地用小脚踹开了“四块板”盖,抱起儿子,小心翼翼地揩拭儿子脸上的血迹。在场的群众无不动容,自发的捐款,之后,在中华门新民坊棺材铺重新买了一口大棺材,孙母为儿子换上干净衣服,让儿子躺在群众为他置办的棺材里。群众又帮忙,将孙津川入殓后的灵柩抬到雨花台东侧的宝灵庵(现养回红村雨花台区教师进修学校地点)暂厝,三年后,待孙家择吉日宝地,正式将烈士遗体安葬于宝灵庵的后山。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墓前立有“孙津川烈士之墓”石碑。1982年,又由南京市政府组织将孙津川烈士墓,迁入雨花台“知名烈士”陵园墓区。此后,每逢清明节,祭扫、凭吊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向烈士墓敬献一个个花圈,花圈上一朵朵素洁的白花,凝洁着人们对孙津川烈士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的怀念之情。

南京刚解放的那几天,孙母天天带着孙女以智到中华门看来来往往的解放军。1949年4月30日,她写了一封信给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祝贺革命胜利!……盼望周总理能来南京会会。”周恩来接到信后,深情地说:“华东有位孙妈妈,他们全家都革命。”并立即指示中组部联系南京市委,请他们慰问孙津川烈士的家属,照应好烈士后代。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专门到宝塔根亲切慰问了孙母,并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市民政局优抚科专门拨款将孙母居住的草房翻盖成瓦房,并定期给予大米、木炭等补助。为便于照顾孙母晚年生活,组织上还将其二儿子孙晴川调回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1952年,孙晴川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950年清明,孙母和孙津川侄女孙以智(孙晴川之女)应邀出席南京各界人民代表凭吊雨花台烈士大会,年仅14岁的孙以智就勇敢地在大会上宣讲了孙津川烈士的事迹。1956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为烈士母亲孙华氏庆贺80大寿。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以及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到南京视察期间,在百忙中均专程去探望过烈士母亲孙华氏。1960年,84岁的孙母含笑病逝,市委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孙以智成年后,积极要求参军,得到组织上的特殊批准。转业后,分配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这时,她母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依照奶奶的遗愿,南京市委组织部将孙以智调回南京照顾母亲。孙以智从上世纪80年代在雨花台区法院工作时起,就应邀不断地给各界群众,尤其是大中小学生宣讲孙津川烈士的先进事迹,近30年来,听众达数十万人。以告慰长眠在南京雨花台下的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工运领袖孙津川烈士。


【捌】骁勇善战的红军将领孙一中



孙一中(1904—1932),原名以泰,谱名以悰,曾用名德清。他是寿州孙氏枝芳系炘公八子士楫公后裔,祖父多佑为清朝武举,父行方曾捐清朝五品衔散官,家中曾有田产数十亩。孙一中出生于寿县东津乡九里村,幼失父母,与兄相依为命,度日艰难。民国3 年(1914 )入寿州孙氏宗祠裕昆小学堂免费读书,又入县立初级中学就读,肄业后从事耕牧,1920年,随其亲戚至上海纱厂做工。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令许崇智到上海招兵,孙一中辞工报名应征入伍,去了广州驻粤皖军司令部(柏文蔚部队)当兵,后入广州孙中山卫队,不久卫队解散,又从回到上海做工。

1924年3月,由安徽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柏文蔚(北伐讨贼第二军军长)、上海特别市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谭惟洋(北伐讨贼第二军顾问)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其报名投考黄埔军校,遂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新编教导第一团学兵连排长、三营八连副连长,攻打惠州敢死队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九团三营八连连长。先后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以及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年7 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一营书记,9 月初,进攻武昌城时,城里守敌甚众,又值天雨,护城河水漫溢,一时强攻不下,营长曹渊在指挥攻城中壮烈牺牲,由他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指挥战斗,在攻克武昌战役中,他带领全营官兵奋勇作战,苦战月余,后率全营官兵搭云梯,冒着枪林弹雨登上了宾阳门城楼,突破敌人防线,终于打进武昌,率部首先登城。

1927年春,孙一中升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5 月,驻在鄂南的夏斗寅师叛变,并伙同鄂东驻军十五军刘佑龙部、四川军阀杨森部,企图乘虚袭取武汉,形势危急。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坚决主张打退叛军,保卫武汉。党派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七十二、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开往纸坊附近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战斗开始,孙一中率领全团官兵向敌人猛烈冲击,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在追击夏斗寅战斗中负伤倒下,叶挺师长命令孙一中率领七十二、七十五两团紧紧追击叛军,激战数小时,终于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使武汉转危为安。这是北伐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也是北伐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严重恶化,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决定发动南昌起义。1927年7月,组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孙一中任起义部队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31 日晚,孙一中接到聂荣臻密令:“明日拂晓,全付武装出动打野外。” 主要意图是蒙蔽敌军,让张发奎备而不防,好把部队拉到南昌。 孙一中立即集合全营,做好打野外的准备。8 月1 日黎明,孙一中率全团到达马回岭附近集合待命,他以团党代表的身份,宣布了中央立即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接着,他又宣布了七十五团的具体行动计划:“截下张发奎的军车,并利用军车把全团人员装运到南昌去。”大家隐蔽在铁路两旁,待张发奎的火车到站尚未停稳,孙一中指挥全团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拥上车子,把张部全部缴械赶了下来。全团军士顺利开往南昌车站。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已在车站等待。

南昌起义的第二天,上级令孙一中率部开往广州,当时的口号是:“打到广州去,举行二次北伐!”8 月3日,先头部队开始出发,孙一中团担任后卫,直到8月5 日才最后离开南昌。8月29 日,孙一中团至会昌,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师据守,阻挡前进。中共中央军委决心消灭国民党军,夺取会昌,命令二十军攻会昌的南高地;二十四军攻会昌城北大山;二十五军迂回会昌以西。孙一中率全团官兵星夜翻越大山,赶到江岸。二十四师发起攻击,占领城北山地。叶挺令孙一中团渡江攻下敌占高山。他分兵两路,攻打山头,使敌腹背受击,立即溃败,遂率部占领会昌。8月31 日,国民党军黄绍部由珠兰铺向城北大山脚下进攻,与七十二团激战,孙一中率部增援。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烈。孙一中下死命令:“积尸为阶,踏人为梯!”,遂登上山崖,消灭了敌人。9 月24日,先头部队占领了潮州、汕头。10 月1 日,钱大钧部由梅县出动,直奔三河坝,展开激战。10月5 日,孙一中在指挥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迫撤下阵地,后与许光达等化装转移至福建漳州治疗。待孙一中伤好后,于1927底,旋即回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上海收容小组。

不久,中央军委指示寿县籍共产党员孙一中、廖运泽、廖运周,还有许光达等,回到皖北家乡利用私人关系到军队中做兵运工作。当时,北路宣慰使柏文蔚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军长,正与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争夺地盘,中央决定利用创办寿县学兵团(第三十三学兵团)的机会扩充革命力量。学兵团于1928年农历正月十五在寿县初中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孙天放任副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廖运周、许光达任教育副官。下设4个中队,每个中队设4个区队,共计504人。根据中央巡视员尹宽指示,同时建立了军特支,廖运周、许光达和4个中队长为特支委员,孙一中任书记,并参加中共寿县县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寿县学兵团旧址在今城关西大寺巷内北侧,历为循理书院、寿州公学、寿县初中、寿县中学校址,现为寿县第一中学。原建筑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焦土,现校舍是1953年开始重建的。学兵团旧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计划在5月暴动,由于宣传过于露骨,又加上有人告密,累及到柏文蔚,柏文蔚下令将学兵团撤去,孙一中遂被撤职,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党员被迫离开。不久,孙一中根据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的指示,转移到农村开展农运工作,后来进入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学习,任上海中央军委参谋。

1929 年10 月,孙一中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湖北洪湖地区参加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工作。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后,他协助贺龙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前委委员;1930年7月,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兼工农红军学校第二分校校长,后兼第二军军长等职。1931年春,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他任参谋长兼七师师长。此后,他与贺龙一起率部转战鄂西北地区,参与指挥攻克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的战斗,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连克巴东、兴山、秭归、房县等城,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所部返回洪湖地区,任红三军参谋长、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指挥黄陵矶、文家墩等战斗。

1932年夏,党内左倾分子夏曦把持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分委的领导权,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红军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孙一中被诬陷为“改组派”,惨遭杀害于湖北监利瞿家湾(今属洪湖)。1945年中共七大时,被平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玖】国家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



孙以悳(1915—1998),字友余,1915年10月出生于寿县,他是孙家鼐三兄孙家怿后裔,其父孙方尚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宣统赏为举人。1934年至1937年,孙友余于上海交通大学肄业。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他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三局器材厂技术指导员、通信学校中队长。1939年奉命派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做统战工作。1940年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任秘密交通员、作情报工作。1949年6月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代表。解放后从事于工业的领导工作。历任华东纺织管理局保卫处长,纺织工业部处长,上海机械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局副局长、仪表局局长、第一办公室主任兼第九局局长。1965年任中央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文革期间被打倒。1969年平反后,历任一机部奉新干校校长,一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3年离休后,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咨询组成员,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常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届理事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9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孙友余“生前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遗体送别仪式,不留骨灰,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孙友余逝世后,由国家经委给他撰写了《孙友余同志生平》,其中记载:

1943年3月,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在重庆市都邮街(即民权路)55号二楼挂牌经营。党组织为它确定的内部任务有三:一是保持从重庆到川陕边境的秘密交通线;二是负责执行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三是筹集党的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的经费。这个公司的一部分公开业务是把四川南江和陕西眉县的石墨矿块,加工成合格的石墨粉末,运到重庆,卖给铅笔厂和电池厂。中国原料公司的领导人是当时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交通和情报工作的指挥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刘少文。 中国工业原料公司的公开注册经理是孙友余。孙友余同志逝世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像片和生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生义战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咨询组成员,原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第五届政协委员孙友余同志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9月4日16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其中还说:“孙友余同志出生于1915年10月,安徽省寿县人,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奉命派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做统战工作,创建了青年科学技术协会。皖南事变后,负责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参与开辟了川北至陕甘、川东到中原的交通线。1947年秋,组织派他携带重要军事情报,从上海突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到大别山地区,寻找刘、邓大军,他完成了任务,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初战告捷做出了贡献……”

1949年4月中旬,为配合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抗战胜利初期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中共上海市委还决定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由沈涵、孙友余、刘峰3人组成,沈涵为总指挥。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 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友余是中国行为科学学会的倡导人,《孙友余同志生平》指出:“1978年在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率先从日本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在所属企业试点后,召开全国机械工业电话会议,在全行业推广,使机械行业成为我国最早推广这一先进的管理方法的行业。1980年,他著文提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科学’,认为‘它的发展,可以借鉴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一机部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筹建并于198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他被选为会长。十多年来,行为科学的研究和普及迅速发展,召开过六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近千篇论文,出版了上百本教材、专著,全国已有百余所高校和干部学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为培养造就国家急需的管理人才作出了贡献”。

著名作家张洁曾是孙友余的再婚妻子,她的大作《沉重的翅膀》和《无字》都是以孙友余为原型,对其进行了全面精彩的描写,不论是延安岁月、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及黄昏恋,和最后的下海经商,样样做得惊天动地,包括地下党的经历,深得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赏识,与任弼时帮毛泽东找到孩子等等,抑或因为周和刘的后台,当了机械部副部长,所以,文革中遭到康生的迫害。张洁对孙友余相知甚深,当孙友余在1983年因心脏病要动手术,从机械工业部退了下来以后,曾和张洁女士结婚,生活中的恩恩怨怨,后来又离婚,反省与反思,不仅仅是对自己或某个人,也不仅是对情爱和婚姻,还有对人性,对历史,对整个二十世纪的生活和生命进行了时代性的思考。由于两人是半路夫妻,但结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婚姻最终仍然破裂了。书中充斥着太多的愤懑与怨恨,甚至歪曲和毁誉,令人叹惜,值得反思。


【拾】解放后首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孙以瑾



孙以瑾(1913—1999),女,出生在仕宦之家,她是枝兰系孙士谦长子(大房)孙克任后裔,父亲孙霈方1930年任民国怀宁县县长。

孙以瑾于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鄂豫皖区委妇委书记、无为县委书记。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秘书长。1949年5月,孙以瑾奉命到武汉参加军事接管。11月初,广西战役开始后,孙以瑾随解放大军由湘入桂。12月11日,孙以瑾出任南宁解放后首任市委书记。12月20日,孙以瑾随莫文骅十三兵团司令部抵达南宁时,整个中共南宁市委、市政府仅有孙以瑾、刘锡三(南宁市长)、袁家柯(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三人。入城后,孙以瑾立即着手接收中共南宁地下党组织,与莫文骅、刘锡三等人一道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组建起市委、市政府新机构,开展新政权的创建工作。1950年1月,南宁市正式定为广西省会。同月,省委为便于协调工作,将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一职改由省委第二副书记、南宁市军管会主任莫文骅兼任,孙以瑾改任副书记。

解放初期,南宁的干部队伍主要由军队转业干部、南下干部和两个地下党组织的人员构成。由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和工作经验存在很大差异,内部团结十分棘手。以谁为主的山头主义时隐时现,严重地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与稳定。1950年1月,省委为便于协调工作,将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一职改由省委第二副书记、南宁市军管会主任莫文骅兼任。孙以瑾、刘锡三分别改任副书记、副市长。1951年5月后,孙以瑾再任市委书记。由于莫文骅的工作精力主要放在省委和广西军区方面,市委、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仍由孙、刘两人主持。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经济全面崩溃、十余万人口嗷嗷待哺的烂摊子,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斗争,绝不亚于一场有硝烟的战争。

1950年2月初,莫文骅、孙以瑾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南宁冈州小学精心安排了一次由部队转业干部、南下干部和南宁两个地下组织的党员参加的“庆祝胜利会师大会”,借聚会联络各方感情。会上,先让各方代表畅谈革命胜利的感想和经验,然后由孙以瑾作总结。当她谈到党内的团结问题时说:“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同志们不分南北,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是团结奋斗的力量使我们赢得了今天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聚集在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人,就没有理由分彼此。”孙以瑾不但这样讲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带头这样做的。

在她主持中共南宁市委的3年工作中,有意识地将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交叉安排在各级工作部门任正副职,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取长补短,沟通思想,建立感情。正是由于坚持“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很快地磨平了南北干部的感情隔阂。

孙以瑾在邕的日子,是南宁新政权创建最困难的时期。在风霜雨雪、步履维艰的3年里,孙以瑾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呕心沥血;为救济灾民,恢复经济奔走在南宁的街巷与乡村。孙以瑾以其勤奋和智慧,赢得了南宁各阶层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其雷厉风行的作风、飘逸洒脱的举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老一辈南宁人的脑海里。

1952年8月,孙以瑾调离南宁后,先后到广州市委、国务院部委、北京市人委等部门工作。1961年9月至1963年2月,随丈夫何伟出任中国驻越南、老挝等国外交官。

1964年,她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期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孙以瑾亦受到株连,失去了工作。面对丈夫的蒙冤去世和儿女被株连流落外地的境况,心身备受伤害。1976年4月,北京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时年63岁的孙以瑾,怀着内心的积愤,臂戴黑纱在孙子的搀扶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加入到抗议“四人帮”的队伍中,表现出一名老共产党员为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文革结束后,何伟和孙以瑾都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孙以瑾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安排在中组部从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邀请孙以瑾以老同志的身份,参加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会上,众多老同志、老战友与孙以瑾见面时,对何伟与她在“文革”的遭遇,表示同情与关心,触景生情的孙以瑾,百感交集,但她终能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面对过去。1983年底,孙以瑾为支持广西郑少东、区济文、王彦等人对广西学生军“托派”错案的申诉,挺身而出,向中央陈词作证,为广西学生军的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做了大量工作。充分体现了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宝贵精神品格。1999年4月18日,孙以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拾壹】矿山建设专家孙多晶




孙多晶(1921—2008),1921年8月生于寿县老宅,是枝兰系十房炳图公之玄孙。少年时代,多晶公亲历列强虎视,国弱民贫,便立定实业救国之志,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八中,抗战随母校西迁。1941年考入国立贵州大学矿冶工程系,1946年7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回乡就职于淮南煤矿。由于日寇掠夺式开采,当时淮南煤矿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百里矿区一片荒芜,多数矿井陷于停产。多晶公与技术界同仁们餐风宿露,勘察设计,编写规程,制定细则,很快使大通、九龙岗煤矿恢复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多晶公先后任九龙岗、李郢孜煤矿正副总工程师;1961年任淮南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处主任工程师;1965年调徐州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从事采矿高端技术工作;1965年11月至1980年8月任淮北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1980年,59岁的多晶公老骥伏枥,焕发青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到1985年任安徽省煤炭工业公司代理总工程师,为两淮矿区的开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功勋卓著的采矿专家,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连任第四、五、六届安徽省政协常委,1993年离休。

为继承祖德,弘扬家族优秀文化,2004年,多晶公以84岁高龄奔走于淮北、淮南、合肥、寿县、凤台等地,联系族人,召集会议,听取意见,向海内外寿州孙氏子孙发起了修复宗祠,续修族谱的倡议,他以身作则,率领全家带头捐资数万元,凡族人有口皆碑,无不为之所感动,于是族人们纷纷响应,慷慨解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省政协,寿县县政府、县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正当修祠续谱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时,2008年1月10日,多晶公于淮北相山仙逝,终年88岁。哲嗣方维与族中贤达们不负重托,齐心协力继续做好修祠续谱工作。可以告慰多晶公的是,寿州孙家宗祠圆满落成,支系谱谍修峻。八房绍方赋诗赞曰:“毕生精力为煤忙,名就功成返故乡。访友寻亲修族谱,光宗耀祖缮祠堂。西湖聚会方针定,孙氏同宗凝力强。启后承先申祖训,醇良忠厚永隆昌。” 惊闻多晶公逝世,九房炳方哀痛之际赋诗悼曰:“寿高不惧修续忙,木本思源念故乡。南北呼吁凝我族,暮朝期盼锡安康。成裘集腋方针定,合力齐心谱华章。九仞成山将见顶,畅游天国任翱翔。”

多晶公是旧中国培养出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从小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在他身上始终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一生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古训,踏踏实实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毕生奉献给国家煤炭事业,在两淮煤矿乃至全国煤炭行业享有崇高威望,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表率,更是寿州孙氏子孙的光荣和楷模。









作者:孙治安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